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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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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30 00: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社会管理的本质


社会管理本质上是“”管理。

无论和“民主”的,也无论是“集权”的,或者是其他各色模式,抽离开以人欲为根本管理目标的任何社会体制都是无意义的泛欲。人欲泛滥的社会模式是不可续存的。约束人欲,乃社会管理的本色。

社会管理的基本原理,植根于人类的天然本性——人欲的二元性——自私和为公。

简单地看,人类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其自然本性的二元化特征也不得不被时间和空间所“格式化”。强化了空间性状就弱化了时间性状方面的自由度。反之,也一样。就社会管理模式的一般性意义而言,也是如此:强化了私有,就势必弱化了公有;强化了为公,也必然弱化了自私。

如果引用物理刻度来量化自私(空间特性)和为公(时间特性)之间的关系,就是标量与矢量的关系模式。矢向自由作为主变量对应着标化从属的从变量。对应于社会化组织而言,就是个体意志(矢向自由)与行为归属(标化从属)之间的关系模式。

大体而言,人类文明发展迄今,社会管理模式基本上已经分化成了两个“经典”模板。

如果定义个人意志为社会模式的主变量,那就必定丧失严格的社会归属性,实现人权自由,权力均等化。或说追求时间矢量均等性的诉求,也就意味着该诉求群体丧失了在空间标量上的平权必然,公约化了标量特权。

如若定义行为归属为社会模式的主变量,那就必定丧失严格的个体自由性,实现高度集权,分配均等化。或说追求空间标量均等性的诉求,也就意味着该诉求群体丧失了在时间矢量上的平权必然,公约化了矢量特权。

这是一种社会模式在其结构内在上的客观规定性。面对人欲二元,祈望稳固,只能择一,没有稳定的中间模式。


形象化地说,也很简单。

面对社会财富,如果人人求平等,人人都有份儿,谁来分?那个“分配者”就被公约化了——集权。如果人人求私有,各自分各自的,不需要被“公”分,怎么获得所需财富?就要凭借个人能力,个人能力之间的比拼就被共约化了——竞争。

确保竞争在空间维度上的公平化——自由竞争——的社会管理模式即所谓的“民主模式”,说白了,可以放开了抢,但要按“规则”来抢。谁来制定“抢规”,全家来定,即所谓的宪政民主吧。

宪政民主对应的是空间扩张,抢遍全球,乃至外空间。一种“规范化”自私条件下的无限度(空间)争抢之社会组织模式。为了争抢的合理化,就必须抢到哪里,其“抢规”就植入到哪里。

确保集权在时间维度上公平化——平均分配——的社会管理模式即所谓的“公有模式”,说白了,不可以多吃多占,但可以论功行赏。谁来制定“分规”?家长说了算,即所谓的公有分配吧。

公有分配对应的是时间持续,画地为牢,乃至精细入微。一种“规范化”共享条件下的无限度(时间)唯权之社会组织模式。为了维权的合理化,就必须坚持体系闭合,其“分规”才能发挥功效。

维护社会成员的空间均等性,也就意味着空间均等的时间轴“被”自动构成了权力中心化——集权模式。反过来也一样,维护社会成员在时间上的均等性,也就意味着空间均等性“被”个体意志自动割裂成离散型的去权力中心化——民主模式。


作为天然生物族群之一的人类,选择怎样的集约方式——社会模板,是不可能超越其个体本性和族群属性的。换言之,没有超越本族裔文化框定条件下的社会管理。各族裔文化无论其所谓的文明程度高低如何,都是各族裔自然原生生态的天性集合形式,是族裔生物传承和精神寄托的基础。

面对地球众生,尊重人类各族裔的主流民欲和文化(行为)传统,就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最大的“政治正确”。


社会管理的制度之争,表面上看是文化和结社方式之争,其实是地球有限资源的共享与私有之争,是族裔生存或鱼肉与否之争,是人欲二元性极端的分化之争。说到底,是人欲之争。

面对日益匮乏的天然资源,谁更有理呢?力量说了算!











万物于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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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7 01:07 | 显示全部楼层
几张图看懂为什么崛起的中国会挨骂[color=rgba(0, 0, 0, 0.298)]

From: [color=rgba(0, 0, 0, 0.298)]Chairman Rabbit
tuzhuxi
12/0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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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主席 20191204


今天,笔者将结合西方政治光谱/坐标的问题,解释一下中国为什么“挨骂”。

本文会配合一些图片,比较形象的讲解。


图1:西方的政治光谱和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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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坐标是一种非常常用的体系。上面这个体系可见于Political Compass。网页为https://www.politicalcompass.org/网友自己可以上去测一测看看自己处在什么位置。


为什么采用十字坐标呢,这是政治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只用左、右来形容。


大多的体系都用横轴来表现经济领域的政治立场:


左边(即经济左派)是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注重底层利益,注重社会的再分配,注重社会公平,关注市场失灵,强调看得见的手,要求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


右边(即经济右派)——右是小政府、低税收、有限福利,关注的是市场效率与竞争、市场配置与自我调节,信仰“看不见的手”,强调个人主义,对政府的干预表示怀疑。


这就是西方左右的体系。马列主义政党的经济制度,在非常左的左端,以上应该比较容易理解。

横轴关注的是经济,而纵轴关注的则是政治-社会。在纵轴越往上,越是权威主义、家长主义,政府/体制/社会机构与组织(典型的如宗教)的权力越大,对个体的约束越强,个人面临的义务越多、限制越多(这些限制可能是法律的,也可能社会性、道义的)。越往下,则越是强调个体,强调个人的自由,个人的选择越多,来自政府、社会的干预越少。


因此,在美国,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大麻合法化的在纵轴下方;反堕胎、支持枪械合法化(认为这是一种代表威权的权利)的在纵轴上方。


这个应该也很容易理解。就不展开介绍了。


纵轴(代表政治-社会领域的价值观及制度偏好)加横轴(代表经济领域的价值观及制度偏好)就覆盖了政治立场涉及的主要问题,构成了一个更加全面的、政治坐标与光谱。


图2:“普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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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将“普通政治”定位为西方主流社会总体上能够接受的政治,是落在西方当代社会能够诠释、理解的政治坐标/光谱之内的。里面任何偏向纵轴或横轴的一端的政治取态,当然是主流社会所不能认同的,但至少在他们能够理解的范畴之内,没有脱离普通政治的范畴。


图三:“普通政治”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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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把当代的主要政治代表人物及个别政权放到这个普通政治的坐标/光谱里加以理解。


首先我们发现,右下角即libertarian-neolibrealism交集的区域,政客。只有一个极力主张自由经济的经济学家即弥尔顿·弗里德曼。这个受过极高等教育的世俗犹太人不是权威主义者,在社会问题上很liberal,偏自由意志的,所以他处在右下角。但当今全球没有什么政客处在这个位置。


左下角的人也不多,有甘地、曼德拉这样带有浪漫情怀的领袖,也有Bernie Sanders这样的美国左翼政客(民主党候选人Elizabeth Warren也在这个方位),还有各种绿党和环保组织。但这个领域的主流政客很少,主要构成是知识分子(就是我们理解的欧美“白左”),尤其是文科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在非常的左下角,在主流社会看来十分偏激。


左上角的人其实也不多,当代的代表人物,举一例,委内瑞拉的Hugo Chavez。


发达经济体(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主流政客都集中在右上角。其中保守党的Reagan-小Bush-Trump在偏右上角,然后民主党的Obama-Hilary及英国工党的Blair在他们左下方。具体的位置也是笔者“拍”的,只是示意性,并不精确,仅供参考。


李光耀的新加坡经济有一定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对关键的资源例如房地产也采用国家主导市场的做法,同时新加坡又是一个明确拒绝liberal-democracy的权威主义政府,所以可以放在垂直上方。


只有普京,则在更加上方,因为俄国社会更加权威主义。


再往上,还有更加、更加权威的,就是中东诸国。包括阿联酋、卡塔尔以及更加极端的沙特阿拉伯都处在上端。


但所有这些国家、地方和政客,都落在普通政治的坐标和光谱之内。


什么意思呢?再解释一下,就是他们都是西方总体上可以“理解”的体制,没有偏离普通政治的范畴。虽然西方不喜欢俄国政府,也不欣赏中东伊斯兰国家的体制,但总体来说,是可以理解这些体制的,对于这些体制他们不会去妖魔化。


实际上,从西方的liberal-democracy,到大部分的封建制、君主制国家(包括中东伊斯兰国家),都处在西方接受的范畴内,都可以纳入“普通政治”。


这个“普通政治”所包含的范畴,实际上就是西欧主流政治体制及之前的所有更加落后的体制。简单粗放的说,可以以直接为节点来划断,比方说,1917年(布尔什维克)之前的欧洲,或1933年(纳粹)之前的欧洲。它是西方人所认为的“极端意识形态”及“极端政治”年代到来之前的政治。


图4:“极端政治”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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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政治就是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各种宏大叙事的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在当今西方,被称为“极左(Far-Left)”或“极右(Far-Right”)政治。


极左,就是共产主义;极右,就是法西斯主义(包括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德国的纳粹等,以及其他一些版本的极端主义)。


这些意识形态和主义都有自己的理论作为支撑,旨在以改良或革命的方式,建立新的制度,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挑战原有的“普通政治”体系。在西欧,表现在通过意识形态竞争和战争的手段,挑战和取代自由民主体系(liberal-democracy)或一般的封建制。在东方,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挑战和征服其他的东亚封建社会,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当然前面说的“极左”或“极右”都是按照左右横轴坐标来说的,虽然一说就明白什么意思,但并不足以说明他们在政治光谱上的真实位置。实际上,他们的差别不在于经济左派或经济右派,而是突破了纵轴”authoritarian”的上限,变成了“totalitarian”(集权主义)。


而就经济制度、政策而言,主张集体化的共产主义则是突破了西方体制内社会主义范畴,突到了更左端。


图4可以看出,西方所指的“极端政治”就是突破了原来浅蓝的“普通政治”区域范畴,达到了浅橘色的“极端政治”区域。这些政治落在了“普通政治”范畴之外。


图5:西方认为的“极端政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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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最左上角的斯大林、朝鲜,就属于西方认为极端政治(“极左”)。他们在纵轴、横轴上都突破了浅蓝色的“普通政治”区域,到达了浅橘色极端区域。


另外一个代表就是德国纳粹,希特勒在经济制度上更加中间派。但属于集权主义者,因此位处纵轴顶端。


这些意识形态在整个20世纪都有大量的支持人口。在纳粹倒台后,“极右”势力被消灭,之后进入冷战时期,美国将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用麦卡锡主义不惜代价“排共”,并与苏联展开了几十年的角力。最后,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时代结束。西方认为,一切复归“普通政治”,其中又以市场经济+liberal democracy一统江山,历史在见证“终结”。


当然之后又有一些极端政治的出现,譬如新纳粹,它是处在纵轴上端的浅橘色区域,是不被西方政治所接受的。


还有本世纪以来兴起的各种激进/原教旨伊斯兰(例如ISIS),也处在顶端,是西方认为政治上完全不能接受的。


最下方的也有,就是近乎无政府主义的Antifa,也超出了西方主流政治的范畴,认为是极端政治。


在西方的话语体系里,希望固守他们熟悉的最老的政治,也就是普通政治。其中包括了西方发达经济体采用的liberal-democracy,也可以包括君主制,但不能有他们认为的“极端意识形态”驱动的“极端政治”。这种政治形态其一他们认为已经不能理解,其二从政治上、社会上、道义上都完全不能接受。这种体制在西方看来等于“邪恶”体制,是要尽一切力量反对的。

这个“西方”,又以美国为代表和主导。相比美国而言,欧洲国家更能看到问题的复杂性。


下面步入本文的正题。


图6:美国眼中的中国和实际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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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个图,相信大家已经能够一眼看明白了。


在美国(以及相当大一部分西方世界)的眼中,当代的中国落在了泛橘色区域的,属于政治上不被西方(特别是美国)所接受的禁区领域。


但如果我们回到实际的政治、政策、制度,中国完全是可以在泛蓝区域找到位置的。笔者示意性地把新时代的中国标在左上的区域。这个区域所在,不一定是美国/西方中意的,距离西方主流政治中枢很远,但也是他们可以理解的范畴。


但如果在浅橘色区域,则将被定为为完全不能接受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居住生活的美国人/西方人还好,但对于对中国了解很少的普罗大众,对落在这个区域的政权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


那么这个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的党和体制,“共产党”、“共产主义”属于西方界定的要颠覆西方固有政治秩序的二十世纪世纪“极端政治”。只要透过这个棱镜来看待中国,必然很难接受中国制度、中国治理体系、中国道路、中国故事。

所以,CNN和FOX等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永远不忘加一个标签,“Communist China”,“共产主义中国”。只要这个标签一加,即完成了政治审判,将中国打入浅橘色区域。


所以,中国政治制度在美国民众眼中的被接受程度恐怕还不如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


中国正在从富起来发展到强起来,也许不再“挨打”了,但又面临新的问题,就是“挨骂”。一开始被骂,还非常莫名其妙。为什么西方如此非议中国,不认可中国的成就?其中当然有地缘政治的原因,即中国挑战霸主国美国的地位,但实际情况不仅如此,即美国/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政治体制、政治秩序、治理体系有极度的不信任和怀疑。这个不信任和怀疑的根源,在于中国政治的话语体系落在了当代西方“普通政治”之外。


这个认知隔阂之大,恐怕是我国政府和人民一时很难理解的,但经历时间和挫折,慢慢还是能够知晓。


与中国类似的“难兄难弟”还有一家,就是伊朗。伊朗这个国家非常特殊。它是波斯文明,被阿拉伯人统治,伊斯兰化了,奉行神权政治,但这个国家在实际运作中又有很多世俗的地方,而且很开放,也愿意接近西方。它是一个带有世俗特征的神权国家,与一般阿拉伯国家很不一样。另外,伊朗的神权政治也很有意思,将神权与民主选举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

这种体制因为套上了伊斯兰治国,就超出了美国社会的认知,特别是美国的保守派,认为伊朗是个极端伊斯兰国家,参照物只能是ISIS。他们认为,伊朗落在浅橘色的“极端政治”区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这与实际情况相差非常之远。但伊朗因为神权体制存在的客观原因,又无法将自己复杂的体系与社会环境向美国解释。


但是欧洲人以及美国的民主党是可以理解伊朗的,实际上,他们认为,伊朗是落在浅蓝区域即“普通政治”范畴之内。


可以看出,伊朗和中国面临的问题很相似,它很难向西方主流社会去解释自己的体制,获得广泛的认同。


中国的情况非常类似。中国的制度、道路、治理体系、政治秩序,都是有自己的传统的(按古语说,叫“道统”),不可能去改变,存在路径依赖。我们的制度也经历过艰难探索,经过各种成败经验教训,摸着石头走到今天。我们把所有做过的路变成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断根据中国的历史现实、根据实践,去调整、修正、完善我们的路线、方法论和制度,我们的体制处在不断变化发展完善的过程之中,是处在一个健康、有序、平衡的动态发展状态之中的。同时,我们也遵循体制的话语体系——我们是共产党,基本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建制遵循的是列宁主义传统,同时结合了近一百年无数中国历史与当今的实践经验与现实情况,建立并完善了自己的制度。


共产党处在共产国际体系下,是在中国发展共产主义事业的中国分支力量。所以老一代革命家会称党为“中国党”。其实,到2019年今天看,“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我们的党,首先还就是“中国党”。过去几千年中国历史的传统,可以为这个党的理念与建制提供许多的答案。同时,我们又要维护党的传统与体制——因为它是我们的“政治道统”的范畴之内,我们可以做出新的诠释和发展,但又不能脱离之。


以上所说的这些,是非常复杂的,很难向西方世界进行解释。笔者以为如果对方不深入中华文明去探究,几乎就无法理解。

西方对中国制度的理解是表面的、静态的,他们还是按照100年前欧洲大陆出现的“极端政治”去定势的理解中国。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体制、中国制度、中国治理、中国道路,突然就有了一些在西方世界“不可言说”、“难以表达”、“不可翻译”的特征。我们很难用西方的语言体系向西方解释我们的传统、道路与制度。


李光耀先生做到了这一点。他用西方话语体系,把他的illiberal “democracy”完好地向西方解释,甚至成功地让不少人认为新加坡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李光耀先生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没有政治传承的包袱,从第一天开始,就按照西方的话语体系定义自己的体制。


中华民族正在复兴。和平崛起过程必将挨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骂。这个挨骂,其实也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原因的。本文旨在初步地呈现其背后的原因。


中国如何向西方宣传自己的道路?需要有一大批熟知西方话语体系的爱国人士,用西方的语言介绍中国制度与中国故事,把中国从浅橘色的“极端政治”区域复归到浅蓝色的“普通政治”区域。


今天写到这里。



万物于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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