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主义”的种种说法，大抵是谎言的集合。科学与神学、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其非形而上学性，是脱意识形态的（哲学也有拒斥形而上学的流派，但难以彻底）。科学不谈主义，只解决问题。所谓“科学主义”，如果存在的话，也只是哲学史（而不是科学史）上的一个流派，是某些哲学家对科学的看法而已，与科学本身并无关系，与科学家也没有关系。如果有谁真的要反对“科学主义”的话，应该到哲学家中去寻找科学主义者，而不应把矛头对准科技界。
国际和国内的反科学思潮
正如斯诺（Lord C. P. Snow）于1959年指出的，一直共存着两种文化 在那些希望发展科学文化的人与那些声称存在“两种真理”的人之间，存在着长期的辩论。按照后者，伴随着认识过程的科学知识，存在着一种神秘的、精神的领域和（或）体验的审美及主观方面、这两种文化从未和平共处过；在最近数十年里，危及科学在社会中地位的公开抨击正愈演愈烈。
在哲学中，异议来自两个有影响的领域、第一，从库恩（Kuhn）到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的许多科学哲学家提出，不存在什么像科学方法那样的事物，科学知识是相对于社会文化风俗的，范式转换由超越理性的原因造成，因此认为存在检验科学见解的客观方法这一早先信念是错误的。
这种批评显然言过其实。的确，科学相对于其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起作用，并且，在科学上我们不能作出绝对的陈述。但是，还存在检验见解的可靠标准和某些客观性判据，这些都超出特定的社会文化框架。怎样解释我们所拥有的大量科学知识呢？科学中的特定见解不能说成是等同于诗歌隐喻或宗教信条，因为在现实世界由它要接受实验结果的检验。
第二个抨击来自海德格尔（Heidegger）的追随者，特别是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如德里达（Derrida），福柯（Foucault）、拉康（Lacan）和莱昂塔
（Lyotard）等人。他们提出，科学只是许多系统中的一个虚构系统或叙事系统。他们坚持认为，通过解构科学语言，我们发现不存在什么真实的客观标准。海德格尔抱怨科学和技术正在使人非人化。福柯则指出，科学往往受权力机构、官僚和国家的支配，科学的政治和经济用途损害了科学保持中立的权利。这些批评有的无疑是正确的，但它们都夸大其辞。如果对客观性的选择是主观性的，如果对真理不存在可作为依据的声言，那么这些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就不能说是正确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坚持：力学原理是可靠的；火星是环绕太阳运转的一颗行星；心血管疾病可以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采取预防措施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危害； DNA结构并不是社会的制造物，胰岛素也不是文化的产物。
“现代性”的后现代批评家们反对16和17世纪产生的科学的唯理论者或唯基础论者阐释，或许确有道理。因为科学理论的不断成长和修正表明，在科学内部“探求确定性”或“终极的第一原理”是错误的。然而，他们走得太远了，抛弃了整个现代科学事业。认识自然和人类生活的科学方法，巳经同为它的成功而被证明是正确的；我认为，它的前提更是正确的。这种现代科学观发展到今天，它有些什么特征呢？
第一，科学预先假定存在客观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检验可靠的知识。第二，这意味着可以建立假说和理论，并通过有关的证据、合理一致的判据及它们依言的实验结果，来确立这些假说和理论。第三，现代科学家发现数学定量化是建立理论的有力工具。第四，他们认为，在我们与可被发现的自然之相互作用中，存在着因果规律和因果关系。第五，虽然知识可能不是普遍的，但在知识超出纯主观的或文化的相对性并植根于探索者主观间和文化间的共同体的意义上，它是普遍的。第六，从科学的演进性和可否证性，可见其难以达到绝对或终极的陈述，科学是尝试性和可能性的，科学探索必须允许不同的解释争鸣。因而以前的理论可以受到挑战和修正，选择性的和建设性的怀疑是科学观中的基本要素。第七在于认同这样的事实：科学研究发现的现象其可能原因的知识可以被应用，强有力的技术发明可以被作出，这些都对人类大有益处。
然而，在拓展知识领域中起过巨大作用的科学方法，如今竟然受到猛烈冲击。特别是有关神秘学、超自然现象和伪科学的剧烈增长。尤其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在这些领域提倡非理性和感觉论。据说，我们正生活在“新时代”当中，与天文学并驾齐驱，存在着向占星术的回归；与心理学相伴随，存在着心灵研究和超心理学的增长。超自然现象肆虐，科幻小说无边。这是太空旅行时代，它包括为外星人所劫持和来自其他星球的不明飞行物、超自然世界观的兴生，与科学世界观相对抗、伪科学提供的是在大众思维中与真科学相对抗的其他的解释，而不是经过检验的因果解释。超自然信仰的剧增，表明极度的反科学态度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一系列范围更广的态度和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1]
以上用大篇幅的引文介绍了国际反科学思潮的动向，这种思潮必然在国内有所反映。近年来大量的反科学言论充斥在我们的报刊杂志电视等大众传媒中，形成了不小的声势，而对这些谬论的批评文章却往往遭到媒体的拒绝，使得正确的东西反而只能生存于网络这样的边缘地带。像“科学是双刃剑”这样的反科学宣传已经做到了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却几乎没人注意到“人文”是比科学危险得多的双刃剑。
发表这些反科学言论的主要是一些“人文学者”，包括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更有一些自称的“科学文化人”组成小圈子，利用他们控制的几份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反科学文章，推销国外的反科学洋垃圾。这些人打着“学术”的旗号，在学术上却十分疲软，当他们的言论受到质疑和批评时，从来没有能力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只能宣布“三不政策”故作不屑状，继续重复他们的谎言，认为只要把话筒抢到手，就可以靠把谎言重复一千遍而变成“真理”。
反科学在宗教势力强盛的西方蔚然成风，神学家、哲学家反科学也反得堂堂正正。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公开站出来宣扬反科学多有不便，要发表反科学言论还需要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所以“反对科学主义”就成了反科学的一顶隐身帽，文化人自以为戴上这顶帽子就可以隐瞒其反科学真面目，可以破帽遮颜过闹市了。
反科学“文化人”在学术上无所建树，拿不出过硬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只能靠扣帽子、打棍子的非学术方法来对付批评者。所谓“科学主义”就是反科学势力用来对付批评者的一顶大帽子。遇到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不需要任何符合学术规范的论证，只需给对方扣上“科学主义”的大帽子，就可以得胜回朝了，实在是方便得很。只可惜这样一来，“文化人”所标榜的“学术”也就所剩无几了，毕竟学术不是这样搞法的。
反科学必然反对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合乎逻辑，一条是要经得起实际验证。用更通俗的话讲，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只要是反科学的主张，必然是反对科学精神的，否则就要被纳入科学体系之中了。所以反科学只有两手，或者靠逻辑混乱，或者靠撒谎造谣。逻辑混乱的缺点是太容易被识破或驳倒，因而制造谎言更为反科学者所多用。
关于“科学主义”的种种说法，大抵是谎言的集合。科学与神学、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其非形而上学性，是脱意识形态的（哲学也有拒斥形而上学的流派，但难以彻底）。科学不谈主义，只解决问题。所谓“科学主义”，如果存在的话，也只是哲学史（而不是科学史）上的一个流派，是某些哲学家对科学的看法而已，与科学本身并无关系，与科学家也没有关系。如果有谁真的要反对“科学主义”的话，应该到哲学家中去寻找科学主义者，而不应把矛头对准科技界。
把“科学主义”说成是科技人员乃至热爱科学的公众的“缺省配置”，视广大科技人员如“敌占区”，向公众散布妖魔化科学的言论，当然不是反对什么“科学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反科学。
“文化人”不仅在对大多数人乱扣“科学主义”帽子时撒谎，而且在叙述“科学主义”内涵时也编造了大量的谎言。以下我们选几个例子来进行分析。
针对科学编造的谎言
谎言之一：“科学万能论”
“文化人”的谎言之一是，“科学主义”主张“科学万能论”，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无论是主张“科学主义”的哲学家，还是广大的科技工作者，没有人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科学讲究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只告诉我们能解决哪些问题，以及怎样解决它。而且科学还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可能的，例如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发明永动机是不可能的。科学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在科学领域之外当然也有应用的可能，在非科学领域应用各种科学方法有很多成功的先例，即使有暂时不成功的例子，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仍然是值得的。
“全能”是一个宗教概念，通常用来形容“上帝”。但是“全能的上帝”也要遭遇逻辑上的不可能性，神学家也难以回答这样的问题：“上帝能不能制造一块他自己举不起来的大石头？”反科学人士用自己的神学眼光看世界，也用神学眼光看科学，于是就凭空想象出“科学也会变成宗教”，“科学也是迷信”，并且按照“上帝全能论”推导出“科学万能论”来。可惜这个思路是神学脑袋瓜的特产，与科学或是“科学主义”毫不相干。
神学家宣称上帝全能，科学家不相信科学万能，看起来神学的本事比科学大得多。但需要注意的是，神学之“能”与科学之“能”不是一回事。举例来说，一个病人到了绝症的晚期，医生根据科学只能宣告不治，神甫却可以根据神学说是上帝召唤他去，他可以上天堂。神学对问题的“解决”只需要提出一种合乎教义的解释即可，科学对“解决”的要求要高得多，没有预测能力的“解释”在科学里根本不算数。
谎言之二：“技术可实现的都要实现”
关于“科学主义”的另一个谎言是：“科学主义”主张凡是技术上可以实现的都应该实现。这是一句热昏的胡话，其荒谬性是人所共知的。例如一刀把人捅死，在技术上可以实现，却是不应该实现的。我们没有见过任何精神正常的人持有这种荒谬观点，无论他是不是“科学主义者”。把一个明显荒唐的主张强加给辩论的对手，是反科学人士论证的惯用手法。所谓“科学主义”也是用这种手法制造的稻草人。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技术可实现”的东西都没有实现，申请的专利也有很多并没有实施。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一个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经济上是否合算。例如铱星计划，技术上完全可行，放了几十颗卫星，最后由于价格昂贵，用户太少，经济上入不敷出，不得不放弃。
还有一些技术受到阻碍是基于“伦理学”的理由。例如避孕技术，由于天主教教义认为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是不道德的，所以禁止使用避孕技术。这种“伦理学”不具有普世性，对于天主教信徒以外的人没有约束力，是“教义伦理”。禁止克隆人的喧嚣，也是基于这种教义伦理的，我们没有理由唯罗马教皇的马首是瞻，去追随教义伦理。我们只能依据效用主义的伦理观，避免引起实际危害的技术应用。
谎言之三：“科技的负面影响”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切利益都伴随着风险，我们只能在权衡利益与风险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例如汽车会引起交通事故，使用电器会引起触电和火灾，这些是现实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有充分的重视和对策，制定了严密的交通规则和用电安全规程。但是我们不可能禁止使用汽车和电器，也不应禁止相关的科学研究。
反科学文化人所说的“科技的负面影响”却不是这些现实的“负面影响”，而是虚幻的“负面影响”。
这些虚幻的“负面影响”，有的来自胡思乱想，例如这些人经常用一些好莱坞的反科学科幻大片当论据来预测科学的发展会毁灭人类。也有的来自宗教偏见，认为科学会使人变得“贪得无厌、物欲横流”，从而道德败坏。对于日心说打垮地心说，进化论战胜神创论，他们至今耿耿于怀。
实际上一种道德观念如果能被科学的发展所摧毁，正是证明这种道德本来就不该存在。
还有一些则来自歪曲事实，例如对于科技发展造成的核武器和高精度武器，他们只会渲染核恐怖，却看不到核武器有效地遏制战争的现实：如果把1945年核武器诞生之日作为分界点，把20世纪分成前后两半，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核武器的前半死于战争的人数比有核武器的后半要多得多；对比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可以发现精准轰炸下的战争总伤亡人数要比地毯式轰炸少很多。
谎言之四：“科学需要人文的指导”
文化人要反对“科学主义”，用什么来取而代之呢？
据说是“人文精神”，遗憾的是这“人文精神”云山雾罩，至今没见到有明确的界说。
科学本来是人的活动，是人文精神的最集中表现。科学就是最高层次的人文。在科学之外寻觅“人文精神”，结局必然是反科学。纵观那些打着“人文”旗号的反科学论述，所宣扬的恰恰不是“人文”而是“神文精神”，大抵是一些神学家攒出来的“后现代”垃圾，或是一些女性主义、极端环保主义、SSK之类的意识形态。
科学的一大特点就是脱离形而上学，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终极解释，不接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指挥。
当科学提出的观点与某种教义发生冲突时，自然会引起相应势力的反抗。一方面，这些反抗尽管有时以镇压的形式出现（例如宗教势力对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的迫害，斯大林主义对苏联遗传学家的清洗），但最终都阻挡不了科学的前进；另一方面，这些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干预都会给科学事业带来损失，也就损害了全人类的利益。
目前，国际上宗教势力伙同其他反科学势力主要在生命科学领域发动了对科学的全面进攻，国内的反科学势力也遥相呼应，但不便于直接亮出他们神文精神的本色，把神文精神化装成人文精神抬出来，有时打着“伦理”的旗号，重演宗教或意识形态干预科学的闹剧，正在对科学事业造成损害，我们对此不应掉以轻心。
参 考 文 献
[1]反科学思潮的增长，Paul Kurtz（纽约州立大学荣誉哲学教授，CSICOP主席），潘涛译自Science 1995年第2期
按语：对于揭露“科学主义”的真相，可以继续阅读《论科学与反科学》（赵南元著）
什么是科学？对此科学哲学家们早有汗牛充栋的鸿篇巨著。但是在一般人中每个人都对科学持有各自不同的印象。有人认为科学是真理的化身，有人认为科学是追求真理的阶梯，有人认为科学是少数人的霸权，有人认为科学是毁灭人性的元凶，不那么极端的人可能认为科学是一柄双刃剑，在具有好处的同时也有负面作用。
单刀直入地给科学下一个定义难免挂一漏万，我们可以采用撒大网捕鱼的方法从广义到狭义逐步约束科学的概念。
首先可以说，科学是一种文化。
文化是一个相当广义的概念，科学、艺术、宗教、风俗习惯等等都是文化，文化是区别于本能的东西，本能是先天的，是靠基因遗传的，文化是后天习得的，在人群中被发明、传递和保存。因此，说科学是一种文化，仅仅是说科学不是本能，对科学几乎没有规定什么。更具体的可以说，科学是基于一组价值观的概念和方法的集合。这样说似乎也没有增加科学的规定性，因为其他文化现象也可以做相同的定义，但是把一种文化分成价值观、概念、方法这三部分，我们就可以分别研究它们在科学中各自与其他文化的区别。
科学的价值观中最明显的是其普适性，科学追求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科学的理论不因文化背景而变，科学没有东方和西方之分，而艺术、宗教、习俗是因地而异的。这是由于科学价值观最接近于人的生物性价值观，而人类在生物学上又是同一个物种，因而科学的成果和科学的价值观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取得一致。例如科学所追求的简单性就符合所有生物愿意少化气力多得收益的经济原则。
科学的价值观崇尚理性。文学艺术是以情动人，宗教意识形态是以势压人，科学则是以理服人。“情”与“势”的优势在于速效，对任何人都能起作用。然而其缺陷也是明显的，“情”的缺陷在于不稳定性，哪怕是海誓山盟的爱情，事过境迁也会烟消云散，甚至反目成仇，这是时间坐标上的不稳定性，在空间坐标上则是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文化背景对艺术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势”的问题在于世界上并不只有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不同宗就压不服，只好诉诸武力，大大增加社会成本，即使不翻历史，纵观当今世界凡是有纷争的地方，背后都有宗教或意识形态的根源。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动人或压人者是在帮助或代替被动或被压者决策，或者通过改变其价值观间接影响其决策，但是主动者的决策是否正确（最佳）又如何检验呢？如果靠宗教教义可以检验，那么世界上就应该只有一种宗教才对。理性并不能保证决策正确，但理性的优越性在于为决策留下了所依据的“理论”，在决策被执行后根据成败可以对其“理论”进行修正。这种机制使理论不断优化，使得理性决策比其他决策方式具有大得多的胜算。这就是理性的力量所在，也是科学的力量所在。
与其他文化中的概念相比，科学中的概念的特点是清晰、确切。科学中的各种概念并不一定都有明确的定义，但科学共同体中各个人对于概念的理解是非常一致的。这是由于科学中的所有概念都与某种方法密切相关，因此对于科学的概念都可以做出“操作主义”的定义，例如对于重量概念可以用测定重量的称量方法来定义。科学的概念对操作的规定性和对操作结果的精确预言保证了概念的确切和清晰。如果某个人对概念的理解与公认的不同，那么他使用该概念时就会得到错误的结果，使对概念的错误理解被发现并可以得到纠正。因此，科学没有给信口胡说留下太大的空间。在非科学的领域中，概念往往缺乏确切性。像“爱”、“尊严”、“人格”、“天人合一”这类概念，十个人会有十种不同的理解，使用这类概念可以长期争论而无结果，对于决策也没有太大作用。
当然，科学也是有缺点的，那就是科学知识由于积累作用变得深奥庞大，一个人穷毕生精力也只能掌握其中的少数领域，不可能人人精通全部科学。于是乎科学的内行永远是少数而外行则永远是多数。
对于多数人而言，如何看待科学就值得研究了。如果我们懒得事事费脑筋，愿意接受现成的答案，那么接受文学艺术的情绪感染，接受权势的说教，还是接受科学的结论，就纯属个人的选择。但是如果涉及需要认真对待的决策，接受科学的结论显然胜算要大。因此，“相信科学”的人越来越多，科学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也是必然的，谁也不比谁傻，谁也不愿意吃亏。
面对科学日益壮大的声势，并非所有人都是单纯的乐见其成。搭便车者利用科学的名牌效应，大量制作假冒伪劣牟利，就是伪科学的来由。
市场份额受到科学不断侵蚀的宗教势力，自然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势必使尽全身解数拼死反抗，力求遏制科学的发展，这就是反科学的动因。
伪科学自称是科学，只要将其放入科学的常规检验程序，伪科学就无所遁其形。伪科学当然不会自己走进常规科学程序，他们主要靠的是权势、金钱和传媒。此时揭露伪科学就会成为与利益集团的斗争，变得复杂而惨烈，就可能有人愿意花十万元买你的人头。因此使得揭露伪科学所涉及的主要不是科学、哲学和思想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在本文讨论的对象之外。
与伪科学的急功近利的小骗术相比，反科学可以算是“宏大叙事”。他们的手法巧妙，善于在哲学层次作深刻文章，调动全社会的舆论，对科学进行丑化甚至妖魔化，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扩大阵地，制造反科学的社会思潮，遏制科学的发展，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分析这些反科学的手法和“理论”不仅有趣，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揭秘反科学的手法
反科学的一个比较初级的手法是利用伪科学（甚至是谣言）来歪曲和篡改科学。
例如“科学神创论”者的所作所为[1]。他们打着科学的幌子，就不免接受科学的检验和反驳，因此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科学家也觉得有权利有义务对其进行抨击，消除其在公众中的影响，这是一种比较容易对付的反科学。由于国内缺乏神创论生存的土壤，这些言论只能掩盖其神创论目的，零零散散进入中国，小小的制造一点思想混乱而已。
反科学的中级手法是利用文学艺术制造和传播科学恐怖症。
某报曾经请一批作家给科学技术打分，从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作家对科学懂得越少打的分越低。人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物难免惧怕，而作家又往往是最远离科学的人群。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塑造了大批的“科学怪人”，制造着层出不穷的恐怖场面，远的不说，近年的“大片”《侏罗纪公园》和《黑客帝国》就是宣扬科学恐怖的典型代表作。虽然“科学怪人”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出现过，但虚构的却是富含冲击力的视觉形象对缺乏批判力的公众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实不可低估，对科学的妖魔化数这一手最容易奏效。而且科学家又不习惯对文学艺术作品发表意见，文艺评论家也不可能从科学的角度进行有效的批评。使这些作品可以在批评的死角之中繁荣昌盛。不断对科学制造负面影响，为宣扬世界末日的邪教提供土壤。当然在中国这种没有末日概念的文化环境中，多数人对这类作品只是看个乐子，很少有人会真的杞人无事忧天倾。但是这些作品所渲染出的反科学情绪确实为人们接受反科学理论提供了基础。
反科学的高级手法颇具学术性，通常以哲学、伦理学或是“人文精神”的面目出现，比初级和中级手法远为有效。
如果视科学为洪水猛兽，那么最安全的方法是用堤坝或笼子把它关起来，也就是说对科学的范围加以限制。
最常见的说法是，“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科学不能保证获得真理”。在哲学层次上，休谟曾经提出从“是”不可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应该”。由此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科学是研究“是什么”的，目的在于求“真”，而伦理学是研究“应该做什么”的，目的在于求“善”。由于“是”不能推导出“应该”，科学就无法解决伦理学的问题。所以关于善恶的问题只能交给神学、哲学或伦理学去解决。而且根据科学哲学家的研究成果，科学不能保证获得真理，于是乎科学的求真也是枉然，要得到真理还得转而求助于宗教。这样看来，科学真的“无用”。
然而科学的力量恰恰在于有用，这是有目共睹的。
上述认识从根儿上就出了毛病。科学既不求真，也并不把真理作为目标。
“真理”本来是一个宗教概念，假如世间万物都是上帝按照一种理性的蓝图创造的，那么这张“上帝的蓝图”当然就是“客观存在”的“真理”，我们手中的理论如果与这张蓝图相同，就可以说我们掌握了真理。然而如果撤销上帝创世的假定，“真理”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科学的理论是人的发明，发明无所谓真伪，只有成败和好坏，因此科学所追求的是按照科学价值观评价更高的理论。由此可知“科学能否获得真理”是一个哲学上的伪问题。
科学追求的是更深刻、更统一、更有预测能力、因此就更有用的理论。科学解决的是“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的问题，“是什么”只是从属于这两个问题的问题。科学能够用于决策就证明了这一点。科学不以真理为目标，但科学是迄今为止人类获取知识的最有效也最可靠的方法。
逻辑实证主义的提法容易给人们造成“求真”的假象，因为逻辑所处理的就是真伪值，一般认为实证所证的也是真伪。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逻辑仅仅是保证前提和结论一致的推论工具，而实证可以看作预测能力的一种检验方法。所以逻辑实证主义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观，主张用逻辑保证科学体系的内部一致性，用实证保证科学理论的预测能力，归根结底还是保证科学的有用性。科学不是自然的身躯，不是自然的骨架，科学是预测和操纵自然的手段。如果自然界是牛的话，科学不是牛皮，也不是牛骨头，而是牛鼻子上穿的铁环。
当科学的理论或实践与宗教教义发生冲突时，必然引起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全力反抗。在历史上他们反对哥白尼，反对布鲁诺，反对伽利略，反对达尔文；在现代他们反对避孕，反对堕胎，反对试管婴儿，反对人工授精；到如今他们则反对克隆人，反对基因操作。在西方国家宗教势力的影响较大，可以靠人多势众通过民主程序左右政治倾向，导致不少西方国家对克隆人和基因操作做出种种限制。
中国与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自从孔圣人不语怪力乱神，中国的知识界一向不把鬼神看作值得认真对待的话题，宗教感觉十分淡漠，在中国如果公开打出宗教的旗帜来反对科学，注定是没有效果的。所以在中国，宗教偏见就改头换面变成了“伦理学问题”，人文精神也染上了中国特色。
本来在西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反抗宗教神权的力量，但是当人文精神来到中国，却顶替了缺位的宗教，变成了一股站在科学对立面的制衡力量。面对科学的新成果，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臆造出各种恐怖的前景，或是宣布科学与那些打着伦理学旗号的神学原则相抵触。
例如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克隆人会导致人类基因的多样性下降，以至于一场流感就能毁灭人类。只要我们对克隆有一点常识，就可以发现这种恐怖的结局纯属捏造，根本不可能发生。克隆人与细胞核提供者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因此即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克隆一个人作为自己的后代，下一代的基因多样性也不会改变，相反的是自然的生殖过程倒可能会使等位基因的种类减少。假如有一个人被克隆成一亿个人（不知为什么这样做，以及如何才做得到），从基因多样性的角度看，也只相当于世界人口减少了一亿，对基因多样性不会有什么影响。可见，认为克隆人会导致人类基因多样性下降是毫无根据的，纯属杞人忧天。
克隆技术
对克隆人的另一个担忧是会导致“家庭伦理的混乱”。一个不孕症患者如果用克隆的方法要一个孩子，就会引起很多“伦理学问题”，因为从血缘上看，克隆的“儿子”实际上是“父亲”的孪生兄弟，而且这个“儿子”还可能有几个“母亲”：一个是提供卵子的“母亲”，一个是提供子宫怀孕的“母亲”，可能还有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母亲”——“父亲”的妻子，但是这几个又都不是他的遗传学的母亲，他的遗传学的父母是他的“爷爷”和“奶奶”！于是乎维系家庭的关系称谓变得无所适从，家庭由此导致崩溃。这就是一些“伦理学家”为我们描述的悲惨世界。然而这个“悲惨世界”所描绘的并不是克隆技术的恶果，而是“伦理学家”的无知。实际上，家庭称谓关系所解决的并不是血缘问题，而是抚养责任归属问题。正如王朔小说中的“儿子”所说：“要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你得管我叫爸爸。”责任归属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收养的儿子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父母仍然要为自己的收养行为负上抚养责任（并相应享有监护权利），人工授精时的“父亲”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前提下也要为自己的决策承担相应的抚养责任，而供精者虽有血缘关系而不承担。通常的亲子关系与血缘关系重合，是由于子女的产生是父母相应行为的后果，父母按照对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原则应该承担抚养责任。明乎此，克隆人的父母理所当然的由克隆实践的决策者担任，而且甚至无需考虑克隆的是谁。把一个由收养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经解决的问题当作“伦理学问题”提出来向克隆技术发难，实属庸人自扰。
反科学者还有一个颇有影响的说法：“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
此说看起来公允平正，左右逢源：任何事情都有两面，科学似乎也不应例外，利益与风险永远共存。然而“科技双刃剑论”既不客观也不公平。本来，不仅仅是科技，任何文化现象都有正反两面，法律、道德、习俗、政治都是双刃剑。
如果认真查一下历史，对各种文化现象分别进行利益风险评估，就可以发现科技是其中利益最大而风险最小的。这是由于科学拥有其他文化现象所难以企及的纠错机制。
冤案的存在显示法律的风险，希特勒的当选上台显示现代民主政治的风险，缠足的历史显示传统习俗的风险。至于道德的风险就更是罄竹难书了，以至于钱锺书会说：“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2]这是由于道德往往把自己看成是善恶的最终裁判者，从而完全失去了纠错机制，构成最大的道德风险。从当代“伦理学”强加给科学的不实之辞可以看出，我们真正应该大声疾呼的是“伦理学是一柄双刃剑！”与此同时，亟待用科学的价值观重构伦理学，促进伦理学的科学化，使其逐步建立纠错机制。
反科学的高级手法效果可观。如今“科学恐怖症”已经感染了不小的人群，占领了相当大的舆论阵地，连电视节目主持人也把“科学是双刃剑”当成了口头禅，报纸在对青年进行“主题教育”提高科学素质时竟然使用这样的标题：发展科技是“进步”还是“威胁”。文中说：面对“达摩克里斯之剑”锋利的双刃，人类总会彷徨于何去何从之间。就像哈姆雷特的咏叹调“To be or not to be？”一样，高新科技发展对于人了社会的影响到底是“进步”还是“威胁”已经越来越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了。[3]在培养科学素质的旗号之下宣传反科学的思想，这种媒体现状才真是“越来越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向科学泼脏水成了“时尚”，科学也仍会勇往直前，科学毕竟不是妖术，不是几盆乌鸡狗血就能破掉的。
参 考 文 献
《进化新篇章》，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12，p.92-100
钱锺书著，《写在人生边上》，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2000.4，p.58
《北京青年报》2001年5月29日第17版，标题：世纪的挑战/青年的责任/大型主题教育活动，当代青年应对挑战的/八大素质之科学发展，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
发表于 2017-5-27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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