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反思哲学的界限

Arcman

伽达默尔：反思哲学的界限

2015-12-16

作者：伽达默尔

来源：《真理与方法》

伽达默尔是德国哲学家，他最重要的贡献对诠释学的研究成果，他的大部分思想主要展现在《真理与方法》这本书上。从书上节选的内容是小编认为较为精彩的，对哲学界限的反思其实是关系到人的反思能力的界限。文中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也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黑格尔。有个不足的地方就是译文的准确性和流畅，可能达不到今天的读者的要求。但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这本书还是一本很好的著作。

我们现在必须探究：知识和效果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我们上面已经强调过，效果历史意识不是探究一部作品所具有的效果历史，即不是探究一种仿佛是作品遗留在后面的痕迹——效果历史意识其实是作品本身的一种意识，因此是它本身产生效果。我们关于境域形成（Horizontbildung）和境域交融（Horizontverschmelzung）的全部说明旨在描述效果历史意识的作用方式（Vollzugsweise）。但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呢？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们还可以这样强调说，效果历史意识仿佛就包含在效果本身之内。效果历史意识既然作为意识，它在本质上似乎就能够使自己超越它是其意识的东西。反思性的结构基本上是一切意识所具有的。所以这种反思性的结构对于效果历史意识也一定有效。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述这一点：当我们讲到效果历史意识时，我们是否不认为自己按束缚于那种消除一切直接关系（Betroffenheit）——我们意指效果——的内在的反思规则性呢？我们是否不会被迫承认黑格尔是正确的，以及我们必须不把黑格尔所认为的那种历史和真理的绝对中介关系认为是诠释学的基础呢？

如果我们想到了历史世界观及其从施莱尔马赫直到狄尔泰的发展，我们就根本不能轻视这一问题。任何地方，诠释学的要求只有在知识的无限性中，在全部流传物与现在的思维性的中介过程中才能实现。这种诠释学要求是根据完美的启蒙运动的理想，根据我们历史视域的完全开放，根据我们自己的有限性可在无限的知识中得以消除而提出的,简言之，是根据历史认知精神的无所不在（Allgegen-wärtigkeit）而提出的，说19世纪的历史主义从未明确地承认这一结论，这显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历史主义最终正是在黑格尔立场中才找到其合法根据，即使充满经验热情的历史学家所喜欢援引的不是黑格尔，而是施莱尔马赫和威廉·冯·洪堡。但是,不管是施莱尔马赫还是洪堡，他们都未真正彻底地思考他们的立场。尽管他们非常强调个体性，强调我们的理解必须克服的陌生性障碍，但理解最终只是在某种无限的意识中才找到它的完成，而这种无限的意识乃是个体性思想的基础。正是这种把一切个体都包含在绝对之中的泛神论观点，才使理解奇迹得以可能。所以，这里是存在和知识在绝对中的相互渗透。不管是施莱尔马赫的康德主义,还是洪堡的康德主义，他们对于唯心论在黑格尔的绝对辩证法中的思辨完成都没有给予独立的系统的肯定。适用于黑格尔的反思哲学批判，也适用于他们。

我们必须探究，我们自己关于某种历史诠释学的尝试是否受到同样的批判，或者，我们是否能使自己摆脱反思哲学的形而上学要求，并能通过记取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历史性批判来证明诠释学经验的合法性。

首先，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绝对反思的强迫力量，并且承认黑格尔的批判家们从未能够真正破坏这种反思的魔力圈。假如我们不满足于思辨唯心论的非理性主义的归并（Aufwichung），而能够保留黑格尔思想的真理，那么我们就能够使历史诠释学问题摆脱思辨唯心论的混杂结沦。我们这里所说的效果历史意识是这样来思考的，即作品的直接性和优越性在效果意识中并不被分解成单纯的反思实在性，即我们是在设想一种超出反思全能的实在性。这一点是批判黑格尔的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反思哲学原则实际上证明自身优越于它的一切批判者。

黑格尔对康德“物自体”的著名批判可以明确地说明这一点。康德对理性所作的批判性界定已经限制了范畴对可能经验对象的应用，并且解释了作为现象基础的物自体在原则上是不可认识的。黑格尔辩证的论证反对说，理性由于作出这种限制并区分现象和物自体，其实也证明这种区分乃是它自己的区分。在作出这种区分时，理性决不达到对它自身的限制,而是通过它作出这种限制完全自在地存在。因为这意味着，理性已经超出了这种限制。使一个限制成为限制的东西，其实总是同时包含被限制所界限的东西所限制的东西（wogegendas durch die Grenze Eingegrenzte grenzt）。限制的辩证法是,只有通过它扬弃自身才存在。所以,标示物自体区别于它的现象的自在存在（Ansichsein）只是对我们才是自在的。在限制辩证法中表现为逻辑普遍性的东西，在经验中特殊化为这样的意识，即被意识所区分的自为存在乃是它自身的他物，它的真理被认识,是当它被认识为自我，即当它在完全绝对的自我意识中认识自身。我们后面将讨论这个论证的正确性利限制性。

由于黑格尔批判而引起的对这种绝对理性哲学所进行的各种各样批判，并不能抵御黑格尔特别是在他的现象学（即现象知科学）中所描述的那种总体辩证法自我中介的结论。说他人必须被认作为不是从纯粹自我意识所把握的我自身的他物，而是要被认作为他者、认作为你——这是所有反对黑格尔辩证法无限性的原型——，这并没有真正击中黑格尔的要害。《精神现象学》的辩证法过程也许不能被像承认你的问题这样的任何东西所决定。我们只需要提到这个历史过程中的一些阶段：对于黑格尔来说，我们自己的自我意识只有通过被他人所承认才达到它的自意识的真理；男人和女人的直接关系是相互承认的自然而然的知识（325）。另外，良知表现了被承认（Aner-kanntwerden）的精神要素，并且相互的自我承认（在这种承认中精神是绝对的）只有通过坦白和宽恕才能达到。我们不能否认费尔巴哈和克尔凯郭尔的反驳已经先期考虑到了黑格尔所描述的这些精神形式。

对这位绝对思想家的攻击本身是没有根据时。使黑格尔哲学彻底动摇的阿基米德点永远不会通过反思而找到。这一点构成反思哲学的形式性质，即任何出发点都包含在同到自身的意识的反思运动中。求助于直接性——不管是肉体本性的直接性，述是提出要求的你的直接性，不管是历史改变的难以测知的事实性的直接性，还是生产关系实在性的直接性——总是一种自我反驳,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种直接的态度，而是一种反思的活动。黑格尔左派对单纯的理智和解（这种和解不能说明世界的其正变化）的批判，哲学转向政治的整个学说，在根本上不可避免都是哲学的自我取消。

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反思哲学的辩证优越性在什么范围内符合某种事实真理，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它只产生一种形式的现象。因为反思哲学的论证最终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从有限的人的意识立场出发对思辨思想所进行的批判包含某种真理。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那种毫无创见的唯心主义形式上，例如新康德主义对于生命哲学和存在哲学的批判。海因里希·李凯尔特——此人在1920年试图通过论证摧毁“生命哲学”——根本不能获得在当时已开始蔓延的尼采和狄尔泰的那种影响，尽管我们能够很清楚地论证每一种相对主义的内在矛盾性——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所有这些得胜的论证本身却具有某种使我们不知所措的突然袭击的尝试。尽管这些论证似乎是有说服力的，但它们仍抓不住关键的东西。虽然在使用它们时，我们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它们本身并未表现出任何富有价值的卓识洞见。说怀疑论或相对主义的论点一方面要求是真的，另一方面又反驳自我这种要求,这虽然是一个不可反驳的论证，但这究竟有什么成果呢？以这种方式被证明得胜的反思论证其实又回到了论证者,因为它使得我们对一切反思的真理价值产生怀疑。这里受到打击的不是怀疑论或取消一切真理的相对论的实在性，而是一般形式论证的真理要求。

就此而言，这种反思论证的形式主义只在外表上具有哲学的合法性。事实上它并末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首先从古代智者派那里熟悉了这种论证的表面合法性。柏拉图就曾经证明了古代智者派的内在空虚。但柏拉图也曾经是这样的人，他清楚地认识到，根本不存在这样充分的论证标准足以真正区分哲学家的谈话和智者派的谈话。特别是他在第7封信中指出，一个命题的形式矛盾性并不必然排除它的真理性。

一切空洞论证的模式是智者派的问题：我们一般怎么能够：探究我们并不认识的东西呢。柏拉图在《美诺篇》里表述的这个智者派的反驳，并不是通过一种卓越的论证解答，而是非常典型地通过援引灵魂预先存在的神话得到克服的。这当然是一种很富有讽剌意味的接引，因为用来解决问题和探究之谜的预先存在和重新回忆的神话，其实并不表现一种宗教的确实性，而是依据于探究知识的灵魂的确实性，而这种确实性胜过形式论证的空洞性。然而对于柏拉图在逻各斯里所承认的弱点具有典型特征的是，他不是逻辑地，而是神秘地确立对智者派论证的批判。正如真意见是一种上帝的恩惠和礼物一样，对真逻各斯的探究和认识也不是人类精神的自由的私有物。我们以后将会看到，柏拉图在这里赋予苏格拉底辩证法的神秘合法性是具有根本意义的。假如智者派并没有被反驳——而且这不能通过论证来反驳——那么这个论证就要被丢弃。这就是“懒散理性”（fauleVernunft）的论还，并且具有真正象征性的重要性，因为所有空洞的反思，尽管有其得胜的假象，但最终都促使一般反思丧失信誉。

柏拉图对辩证的诡辩论的神秘主义反驳，尽管看上去是令人信服的，但并不使现代思维感到满足。黑格尔并不认识哲学的神秘主义基础。对于他来说，神话其实属于教育学。哲学的基础最终只能是理性。由于黑格尔这样深入地把反思辩法作为理性的整个自我中介来研究，他从根本上超越了论证的形式主义——我们和柏拉图一样把这种形式主义称为智者派的形式主义。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论证一样，乃是反对理解的空洞论证，他把这种空洞论证称之为“外在反思”。但是正因为这种原因，深入研究黑格尔对于诠释学问题来说就具有根本意义。因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要求实现历史和现代的整个中介。在这种哲学里所研讨的问题并不是反思的形式主义，而是我们自身也必须坚持的同样事情。黑格尔深刻地思索了作为诠释学问题根源的历史度向。

因此，我们必须从黑格尔的观点以及与黑格尔相区别的观点来规定效果历史意识的结构。黑格尔对基督教的唯灵论解释——他的本质——并不受下面这种反对意见所影响，即这种解释没有为他人的经验和历史他在的经验留下地盘。精神的生命其实正在于：在他在（译文可能有错）中认识自身。旨在达到自我认识的精神知道自身与陌生的“实证东西（Positiven）相分裂，并且必须学会使自身与这种实证东西相和解，因为它把这种实证东西认作为自己的和家乡的东西。由于精神消除了实证东西的坚固性，所以它与自身达到了和解。就这种和解乃是精神的历史性工作而言，精神的历史态度就既不是自我反映（Selbstbespiegelung）,也不是对它所经历的自我异化单纯形式的薄证的取消，而是一种经验实在的并且本身也是实在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