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德国著名哲学家、音乐家、神学家、医学家、人道主义者,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精神之父。195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中国思想中普遍的同情心的思想与印度思想的形成完全不同。它不像印度思想那样同一种关于存在的本质的理论和对生命及世界的否定观紧密相连，并受到无为原则的限制，相反中国思想中的同情观来源于一种自然的共同感觉，并且这种感觉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一些劝诫人们要善待生命的伦理要求，早在中国古代以及孔子那里就已经形成。首先是晏子提出了这样的一般性要求。在属道家的列子，辩论家惠子、孟子以及朱熹和其他思想家那里都表达了人和其他生灵之间存在着某种本质上的亲缘关系的认识。怜悯生灵的思想在中国伦理思想的早期就已经形成了，远远早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只是由于佛教思想的作用，这一思想成分得到了加强而已。
所以中国思想中对生灵的怜悯在后来的学者如朱熹、在《感应篇》、在道教三百戒条中就有了非常明显的印度思想的影子，只是中国思想本来的精神实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佛教的影响可以从《感应篇》中看出，它甚至提出了近乎放弃肉食的要求，还要求人们不要损害植物。饱受佛学思想影响的朱熹不仅认为人和动物之间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甚至认为这种关系在人和植物间也普遍存在。佛教的影响还在于，把实现对其他生灵同情的思想追求诉诸最终的成果。特别是在道教《中极三百大戒》中这种思想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其年代和类型来看，中国思想属于一种怀有敬畏的思想。
中国思想第一个开始了有对世界一体性的假设，第一个以深刻的方式来面对人的存在之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很早就已经达到了高峰的思想中产生了人要达到完人、社会要拥有精神的文化的想法。
由于它的伦理性的对生命与世界的肯定观，所以中国思想从一开始就处在了一条正确的发展轨道上。包括中国的神秘主义也不能舍弃这种对生命与世界的肯定观。印度神秘主义从对生命及世界的否定出发，直到很多世纪后才回到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之上，而在中国思想中本来就不谈通过忘我和沉思从而实现与无穷的存在成为一体，而是讲求从世界精神的意义上有所作为。
如果说，在中国神秘主义思想中，伦理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的发展受到了原始神秘主义中既已形成的无为原则的阻碍，那么它在中国古代的智者，如孔子及其后来者那里，则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挥。
由于确信人的伦理行为是和自然相和谐的，所以中国实用的入世思想中也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的成分。
它的伟大还在于，它一直保持着自然的基础。它当中没有走出支路，而是保持着原本的方向，向着最原本的目标。在其中没有出现思想方法的多样性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就像在欧洲思想史上的情况那样。欧洲思想史的多样性在于，世界观的问题总是不断从一个新的出发点、在新的前提条件下被认识，而中国思想的单纯性则是由于它不断地以其开始时的同样的方法致力于对人的生命中需要的思想进行着思考。不连续性和分散性成了欧洲思想的特征，而连续性和整体性则成了中国思想的特征。
一个巨大的优势还在于，中国思想并不努力去从伦理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上解释世界。它非常一般地以此为出发点，认为人的伦理的行为就是和自然现象之间存在着一致性的关系。但它又并没有丧失揭示自然奥秘的兴趣。
由于它没有解释世界的负担，因此它也就可以一直毫无困难地保持着正直。在其发展中也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因为要承认某种对客观世界认识的进步，而不得不公开或者暗暗地放弃某种以前曾经持有的观点。人们可以永远保持在它的非常一般性的原则之上，即一切现象都是由具有创造性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由于中国思想没有对世界进行伦理的阐释，它就必须使得人们习惯于加诸人身上的宿命的东西，并且对死后是否个体还有另外一种存在形式的问题不置可否。尽管民间伦理思想，比如《墨子》或者《感应篇》，认为人会因为其伦理的行为而获得幸福和长寿，甚至可以期望获得永生。但更多的还是强调听天由命，习惯了这种想法的孔子和他的后来者们则认为善是出于一种自身的原因而做出的行为，人们行善不外乎是为了获得一种内在的愉悦而已。中国思想如此超前，它不让人对存在提出由于感觉的需要而产生的要求。在这样一种大胆的态度上，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上，它和斯多噶学派有着亲缘关系。
确信伦理性是自我证成的，并坚持这种观念，欧洲[思想]走了很多弯路，费了很多周折才达到这样的境界，而中国思想从最初就已经是这样了。根据它的要求，人们努力保持伦理道德，是出于自身意愿，也是为了拥有和保持真正的人性，为了实现世界中的善。两种动机都存在，只是前一种占据主导地位。
一个正直、仁慈、捍卫正确的礼仪的君子被作为理想化的典型树立的起来。
中国伦理不仅停留在对善和恶的最一般的陈述之上，而且以鲜活的方式深入到每个细节中去。一切人在其对趋于至善的努力中以及自然而深刻的感觉和同感中认为负有义务的事情都列入了它的考虑范围。此外再没有哪一种伦理思想像它这样细致入微。
尽管它提出了非常广泛的要求，孟子和其他一些思想家甚至代表了一种爱的思想，但中国伦理思想认为自己只是涉及出于理性的思考而产生的，并没有其他超越现实的可操作性的义务。在现实上，它早已不知不觉地超越了它认为自己所处的圈子。中国伦理思想其实并没有发觉，提出无止境要求的爱的原则使人无所适从，如果人真得去遵守它的话，就会面临这样的困难：人不知道自己应该为了自身的存在而有所保留，还是应该为他人而无私地奉献。
中国[伦理思想]的伟大还在于它广阔的视野。当欧洲伦理思想需要时间和努力来把民族的思想上升为人类的思想的时候，这对于幅员辽阔以及各个民族构成一个整体的中国来说已经成为思想中现实存在的东西。
又由于中国思想让人的自然的同感和思考自由驰骋，使得它认识到，不仅所有的人，而且甚至于所有的生命都彼此相连，因此人不仅要对他人，而且要对其他的生灵也怀有一颗仁慈的心。
如同爱的思想一样，认为人对一切生灵负有责任的认识本[也]应该给中国伦理带来无限道德要求的问题，只是它没有发现罢了。尽管它一直都超越在了前面，并且这样的前景也早已经自我展现在了那里。
中国伦理思想千百年来对于个人和全民族的教育的功绩是伟大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有这样一个建筑在伦理思想之上的文化来与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的相匹敌。
欧洲思想中——由于基督教的关系——也存在理想的典型，但它没有像中国思想那样在一个持续的、繁荣的和细致的文化中得以实现。
选自《中国思想史》，[德]阿尔伯特·史怀哲 著， 常喧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发表于 2019-9-27 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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