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斯密发现了基于人的本性的自然秩序，用功利主义与理性主义学说打破了玄学、他律对人的禁锢，为自由主义开辟了道路，因为玄学、他律正是集体主义的特征。
2、根据斯密，我们对待孔子的最好态度，或许是既不要把他视为“帝王师”，也不要把他视为“先知”，而是把他视为一位把传播自己思想作为快乐的“理性人”。
十八世纪出现的理性启蒙运动的伟大之处，在于指出根本不存在上帝的法律或天子的法律，不存在独立于个体的社会，不存在独立于人的行为的法则，法律与道德“不再被视为神秘的天意而被尊重”，衡量它们的尺度，是是否便于增进人的福利，“理性道德代替了古代他律的直观道德”，这也称为“理性主义革命”或启蒙运动。这是斯密、休谟等等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共同完成的一次革命，“在思想史上完成的任务，是把关于社会的起源和运作的一切玄学教条完全抛弃”（p144）。理性主义革命把个体的创造力释放出来，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理性主义、功效主义与自由主义对个体提出的要求是“正确了解自己的利益是什么”，而不是“去认知真法、上帝使徒的语言和正统的权威。”（p145）。只要个体正确了解自己的利益，那么就会出现社会（也即分工合作），就会产生“看不见的手”。这意味着，我们对待孔子的最好态度，是既不要把他视为帝王师，也不要把他视为先知，而是把他视为一位把传播自己思想作为快乐的“理性人”。
社会的存在以“分工”提高生产力为基础，分工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原理，更是“社会”原理，斯密证明了社会（分工合作）会自发出现，这种“自发性”是基于米塞斯所说的这样两个基本事实：1、在分工下所完成的工作，比孤立工作更有效率，假如有“宇宙真理”，那么“分工能够提高生产力”就是。2、人的理智能够认识这个真理（p142）。因为人的理性能够认识到这一真理，所以分工与社会是会“自发”出现的，其逻辑结论是只要给人自由，就会出现分工，有生产力的提高。人与动物的一个区别在于，人能够认识到合作利益，而动物则不能，这是人的独特之处，所以，动物是没有“社会”的。
分工，社会与文明是同义词，而这些都可以从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中推出。在争取他自己“正确了解了的”利益时，个人的工作也就是趋向于加强社会合作和和平交往（p144）。只要个体正确了解了的利益，那么就会出现社会（分工合作），就会产生“看不见的手”。可见，“看不见的手”说明的正是“自然秩序”。
斯密的功利主义与理性主义学说打破了玄学、他律对人思想的禁锢，为自由主义开辟了道路，因为玄学、他律正是集体主义的特征。米塞斯说集体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一切苦难的根源（149），集体主义的相关思想包括全体主义、整体主义和玄学，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认为存在“他律的伦理制度”，他律（heteronomous），顾名思义是由他人约束你，你要服从他人，它对应的是“自治”（autonomy），及自己约束自己。集体主义学说认为社会独立于人的行为而存在，把社会视为“一个有自己生命的存在体”，有自己的目的。上帝或天子的法律（天意）是不容违抗的，违抗就是违背他们的意志。
假如社会法则是独立于人的行为而存在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个人要绝对地服从它，服从于掌握这一法则的人。专制国家与独裁国家都“假托一个超人绝对权威的授命”（p148），皇帝或独裁者自认为是天子，是上帝代言人，他是这套法则的“代表”，他的话就是法律或只有通过他才能认识真理，他垄断了真理。自由主义意味着把人必须从这种“真理的独裁”或“道德的独裁”中解放出来，而理性主义为此提供了可能。
米塞斯指出集体主义学说的三个问题：一、整体主义或玄学这套东西是无法通过逻辑证明自己正确的（p145），其实也是不允许人们去怀疑的，不容争辩的，没有道理可讲。米塞斯说“他律的伦理制度”总是靠暴力，欺骗维持。二、假如存在超越个体的目的，也就国家或社会的目的，那么个人目的与这种目的不一致时，究竟哪个优先？个体的目的一定是卑微的（p148）。三、集体主义是导致冲突（社会解体）的哲学，不仅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会发生冲突，集体主义阵营内部也会发生冲突。相反，个人主义是合作的哲学，是社会关系不断强化的哲学。
斯密的“理性主义”还只局限于对“人的自利性”的认识，还没有“人有主观判断性”这方面的内容，这导致他的“理性主义”并不指向“个人主义”，当然这与他的劳动价值论有很大关系，也导致他的学说乃至整个古典经济学都不足以为自由主义提供充分的支持。门格尔的主观价值，米塞斯的个人主义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在各方面修正与发展了斯密的思想，为斯密的自由主义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本文所引内容均来自《人的行为》，米塞斯著 夏道平译）
发表于 2017-6-6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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