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2009 年/12 月/24 日/第007 版
[美]约翰·拉赫兹 吴万伟 编译
为什么哲学家退回到了象牙塔，抛弃了作为信念和实践的批评家的传统角色?为什么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甚至物理学家都积极在公共生活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哲学家却反其道而行之?美国范德堡大学哲学教授约翰·拉赫兹(John Lachs)在美刊《哲学此刻》(Philosophy Now)2009 年9/10月刊上，批评了当代西方哲学家缺乏公共服务意识的现状。
柏拉图曾应邀担任锡拉丘兹国王的顾问；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竞选过议会议员，并担任了一届议员；伯特兰·罗素曾参与了当时几乎每个公共政策问题的辩论，鼓吹试婚并创造了声名狼藉的术语“与其死不如赤化”。但在理性辩论奇缺、伦理学以缺席而著名的今天，哲学家作为有影响的人物为什么都从公共场合消失了呢?
当然，有些哲学家在文化讨论中犹豫不决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美国，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rinett)暂停了自己的研究，孤注一掷地发动了对滥用毒品的战争，还编辑了一本关于美德的通俗书。但在此过程中，他成了一名政客而非公共知识分子。在政治光谱的另一边，柯林·韦斯特(Cornel West)支持候选人参选，试图用说唱艺术的方式搞一个哲学思想听证会。但他主张的可预测性和在公共表演中的重复性，使他难以赢得人们的信赖。
●他们对时代的迫切问题无话可说，同时认为与无知的大众争论是徒劳无益的
我们可以用当今哲学的某种模糊性来对此加以解释。该领域受到静悄悄的恐惧的感染，已经无法为社会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它那超越逻辑普遍规则的方法不是寻求真理的可靠指南，因此并没有为探索提供确定无疑的结果。尽管哲学家热衷于概念游戏的刺激，但在心灵深处，他们许多人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中有一些不严肃的成分。毕竟，在做了和说了一切之后，世界并不会因此受多大影响，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影响。
正如常见的情况，不安全感往往产生对出类拔萃的过分追求。我们有些同行挑衅性地宣称，哲学是科学之母，心理学及其他学科都存在概念混淆问题，而我们的研究领域可以在不用彻底考察其局限性和基础的情况下取得真正的进展。这些思想深刻者的傲慢可以从他们相互交换的眼神中看出来，尤其是在其他学科的同行提出自己理论的时候。这背后隐藏的信息似乎是，只有哲学家才明白他们在谈些什么。
在公共事务上发挥作用时，哲学家被这种模糊性拉向两个相反的方向，而这两个不可调和的信念产生了同样的后果。不安全感造成了哲学家相信，他们对当今时代的迫切问题无话可说，而对哲学的形而上学美德的承诺则导致他们认为，与无知的大众争论是徒劳无益的。因此，要么哲学家无话可说，要么他们提出的东西晦涩难解，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明白。这两种观念都为我们逃避寻找社会灵魂的斗争、满足于大学里的舒适生活，提供了方便的借口。
在这里，我并不是暗示哲学家逃避他们作为公民的责任。他们照章纳税、投票、尽力遵守法律。有些人参与争取社会正义的行动，有些人选择成为素食主义者。但是，这些都是个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和明确的哲学推理没有关系。
●安全地隐身是大学教授最喜欢的生活方式
专业哲学当今存在的三个特征，使得哲学家逃避公共事务的欲望进一步加强。除了个别哲学家撰写科学文章外，他们一般都讨厌事实。年轻人在读研究生时得到的教导是论证为王，连那些并不热衷争论的现象学家也认为，对哲学来说，纯粹经验已经足够，根本不需要考虑关键和复杂的社会政治现实。但若要参与公共事务，则需要对时事和社会经济过程等非常熟悉。许多人为此辩护说，他们在追求比稍纵即逝的现实所能提供的东西更辉煌的真理。
这个专业打击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第二个特征是其颠倒的激励机制。从进入研究生院第一年起，学生们就被教导要重视用专业语言表达复杂的思想。院长或系主任则以本专业的判断为基准，为炮制晦涩理论的人提供捐赠、新增的教授岗位和令人艳羡的薪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所有那些专业上的创新很快就无人问津，除了引起争议外并没有确立任何有重大意义的哲学命题。相反，教学水平高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不能保证你获得教授岗位，这些人往往还要遭到著名思想家的蔑视。
让哲学家只呆在大学内的第三个专业特征，是对该领域的错误认识。大学的结构错误地同等对待哲学、物理学和人类学。科学拥有可靠的方法和一套经过确认的结论等优势，但哲学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期待哲学像科学一样为人类知识总量作贡献，是错误地理解了哲学的本质和价值，也同样错误地定义了哲学领域。这使哲学家的精力都集中在阅读、对话、反思和写作上，而所有这些最好都在大学的安全领地内进行。
接下来是勇气问题。大学教授们很容易受到系主任和校长的吓唬，很少人愿意把自己置于没有回旋余地的被动地位，而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愿意作出自己的判断，即使在面对抗拒或嘲笑时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当我在征集要求更换无能校长的签名时，许多同事赞同这个人应该滚蛋，但是他们不愿意在请愿书上签名。安全地隐身是大学教授最喜欢的生活方式。
●应用伦理学家关注个人和社会问题，却只是“流浪的难民”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谈论的是“主流”的哲学，即在大学哲学系研究的东西。但是，过去30年来应用伦理学的增长，已经让本领域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大学之外，关注让人们感到困惑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医疗伦理学、商业伦理学、工程伦理学、记者伦理学、甚至会计伦理学等，不仅在从业者数量，而且在文章质量方面都取得了可观进展。
单单这一因素就足以让哲学偏离20 世纪前70 年的路线，转向更多产的方向。它之所以没有实现，主要是因为应用伦理学家的不安全感和他们在学院的模糊地位。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认为，元伦理学和认识论才是哲学的核心，他们只是流浪的难民。更糟糕的是，这种印象被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进一步强化，他们把伦理学家看作多余人，拒绝以礼相待。虽然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但是进展却十分缓慢。
不过，美国总统有经济学顾问委员会，还有一个单独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却没有用来提供伦理学建议的独立委员会，这难道不奇怪吗?当然，总统的生物伦理学委员会能提供有关健康和生命问题的专门报告，但这些报告往往是严重政治化的，无论眼界还是功效都相当有限。关塔那摩监狱的监禁、政治竞选中的公然撒谎和不能区分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等问题，都应当引起严重的关切和评论。但我们该如何鼓励哲学家来满足这种需要呢?
我只看到一种可能，尽管它不大可能实现。美国哲学协会是这个国家哲学界最著名的协会，其工作就是推动该领域在所有零散的多样性下的发展。但到现在为止，它明显是失败的:几十年来，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的年会根本就没有提到医学伦理学的存在。即使现在，康德得到的关注仍然比医疗多。美国哲学协会需要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哲学的总体范围和有效性。该委员会应该包括现有领域的代表，其调查报告最起码应该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大学校长和院系主任那里。如果它确认参与公共活动的合法性，这将打开修改哲学奖励的大门。
发表于 2017-3-2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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