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克·帕菲特，当代最重要的道德哲学家，于2017年1月1日辞世。凭借着两本厚实的伦理学著作，他把道德哲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11年9月5日，《纽约客》曾刊发过介绍帕菲特的专稿。当时，帕菲特的第二本巨著刚出版，《纽约客》的长文也算是对新书的一种宣传和介绍。今天，当我回过头来再读这篇文章，更能理解为什么帕菲特非常看重它，把它当成是对自己生平和思想最好的诠释。我得承认，帕菲特对待道德的态度和建立论证的方式深深影响了我的道德观和哲学观。特翻译此篇长文，既作私人之纪念，也作众人之分享：一个卓越的哲学家如何度过此生？有着怎样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惑、所乐所痛、所长所短……毕竟，哲学的大部分主题都绕不开苏格拉底的那个天问：“人应该如何过好这一生？”
原文标题：How to be good
作者：拉丽萨·麦克法奎尔（Larissa MacFarquhar）
译者：王培
（本译文不用于商业目的，仅供学习交流）
（下篇）
1982或者1983年的某个时候，哲学家简内特·拉德克里夫·理查德兹（Janet Radcliffe Richards）从伦敦来到了牛津，此时，她已经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几年前，她就已经凭着《抱有怀疑的女权主义者》（The Skeptical Feminist)一书而暴得大名，该书猛烈抨击了女权运动的非理性倾向。现在，她在公开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讲授科学哲学。她长得非常漂亮，很有女人味。她参加了帕菲特讲授的研讨课。她从未遇到像他这样的人：显然，对她来说，他是一个陌生人，但在很多方面，又不那么陌生。之后，阿玛蒂亚·森——帕菲特和她都认识的一个朋友——与帕菲特共同讲授这门研讨课，森见到了她，当她离开时，帕菲特问森，她是谁。
帕菲特：我读了萨姆·谢弗勒（Sam Scheffler）的一些近期作品，他认为，人们比自己能意识到的更关心未来的命运。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
理查德兹：人类未来机构（The 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的工作人员总是在谈论，要设计一种人类，让他们变得更有道德。我还不太清楚那种人类是怎样一种东西，因为如果真的有那种人类，他们一定与我们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不确定我需要为此担心些什么，我认为还不如更担心人类是否会变成白蚁或其他什么东西。
帕菲特：哦，不！你可能误会——
理查德兹：人类的本性就在于，我们只关心与自己有关联的亲密关系、家庭和组织，这也必然意味着，我们对他人的关心是较少的。
那时，帕菲特正准备出版《理与人》一书，这事让他颇感焦虑。不过，耗费了他十五年心力的艰苦工作总算要告一段落了。他进入了一段少有的闲暇时期，在从事了数十年的长期的哲学思考之后，他终于可以关注一下其他事情了。
帕菲特读过理查德兹的书，还写了一封信给她，提议他们见一面，以作进一步探讨。他出门买了三件完全相同的黑西服，然后，两人碰了面。他提出借一台电脑给她（他也才知道有电脑这种东西——他刚买了一台二手的，正在兴奋地研究使用中）。没有任何经验，但却异常执着，帕菲特开始追求起理查德兹来。
她感到有些迷惑。一个著名的哲学家给她写了封信，语气和内容都像一篇学术论文，然后，他又借了一台电脑给她。借一台电脑要花多少钱呢？他从来没提钱的事。他显然很喜欢与她交谈。他很有魅力，很聪明，外表也不错，但他是对我有意思吗？他从不与她调情——他对她说话的方式就像是在跟一个男人说话。一段时间之后，她推断认为，从他对她频繁表现出的好感来看，他一定是一个浪漫的人，但结果，帕菲特从来没有明显的浪漫举动。她开始担心，在他们亲吻之前，他是否会向她明确表达爱意。
帕菲特：我认为，人的可塑性极大，即便基因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理查德兹：哦，我没有谈论基因变化，我是在谈论他们（译注：前文提到的人类未来机构的工作人员）正在谈论的那些基因。当然，人确实有极大的可塑性，但问题在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了解我们原有的基因，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些基因——他们肯定希望能根本改变大多数基因。你可以想象存在着一种生物，他们组成了一个完全和谐的社会，但我无法想象这一点。
帕菲特：好吧，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曾经说过，如果机器人没有意识，让机器人具有道德感就不会带来多大好处，所以，他意识到，你必须要让机器人具有意识才行。
理查德兹：我想，我只是搞不明白，如果这个世界不是碰巧存在的事物所想要的世界，为什么这个世界竟然会存在？我搞不明白，无中生有是怎么发生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有生命存在的世界会比没有生命存在的世界更好，特别是考虑到，生命充满了痛苦。
理查德兹没有意识到，在帕菲特的生活中，闲暇时光是多么难得而又宝贵。很快，帕菲特在俘获了理查德兹的芳心之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状态。刚开始，一切都很好——她不需要一个男人时刻围绕着她——然后，他们决定买一套房子，住在一起。他们原本想要住在牛津，但帕菲特对一套漂亮的十八世纪的房子着了魔，那套房子位于英格兰南部威尔特郡，邻近埃夫伯里，是用新石器时代的圆木打造成的。他铁了心要买下它——他开出了更高的价格，直到协议签定，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在开心地买下房子之后，他很快又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在离家不到十分钟的地方，有一大片风铃草树林，他非常喜欢风铃草树——他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担心就是，天气太热会影响风铃草树的存活——但理查德兹没让他住进这栋房子。房子只是买下来了，仅此而已。最终，理查德兹意识到，她对另一半的陪伴需求尽管并不过分，但与帕菲特所能提供的比起来，要更多一些。他们卖掉了那栋房子，她在伦敦买了房，他回到了众灵学院。从那以后直到他退休，十年来，他们很少在一起生活，但每天要通几次电话。
大约是在1990年代中期，帕菲特开始阅读康德。在这之前，他从未认真读过康德，因为他总是认为康德的文字令人愤怒——他晦涩的词句（他认为，正是从康德开始，拙劣的哲学写作风格被接受了）、他的啰嗦、他令人困惑的逻辑混乱和明显的错误。他认为，作为康德的一个重要思想，“自律”简直就是显见的欺骗：康德希望世界存在着一种普遍可靠的道德法则，同时，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到道德自律，并为自己立法。但是，康德不能接受你无法同时做到这两点。
我问一个康德主义者，“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我不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看成是一个普遍法则，我就不用遵守它了？”“不，”他回答我，“你不得不给自己立法，而康德的绝对命令是唯一的法则。”这一回答令人发疯，它就像前苏联所谓的人民民主一样，投票是人民的一种义务，但只有唯一的候选人。当我说“但我没有将康德的绝对命令当作自己的法则时”，他回答我说，“是的，你必须把它当成法则”。
对康德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物——道德自律、行为动机——对帕菲特来说，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他认为，个体的自我不像他人所想的那么重要，因此，他对行为动机不感兴趣。他认为，道德真理独立于人类意志而存在，所以，他并不认为康德的道德自律思想有多大的价值。在帕菲特对道德产生关注的背后，有一种驱动力量，那就是痛苦。每当看到他人受难时，他完全无法忍受——即便抽象地思考苦难，也会让他泪流满面。他相信，没有人，即便是像希特勒这样的恶魔，应该遭受痛苦（他意识到，存在着实践上的理由，应该把希特勒这样的人拘捕起来，但那属于另一个问题了）。
在道德哲学领域，帕菲特最初的导师与康德迥然两人——亨利·西季威克，英国的后果主义者，他最有名的著作是《伦理学方法》。西季威克是一个非常无趣的人，无趣到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无趣。他之所以无趣，是因为他非常非常地严谨。他为了辩护某个观点，可以拿出很多潜在的反驳论证、反-反驳论证、反-反-反驳论证。这让读者不忍卒读，要么绝望地把书扔一边，要么就被一团绕来绕去的假想或论证弄得稀里糊涂，不明就里。西季威克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认为，严谨的文字比煽动的文字更好，而他的著作的价值恰恰是基于这种严谨。他是一个谦逊的人。康德写道，他的“批判”是“基于绝对可靠的理性，永远有效；它将被证明是所有时代的人类为了自身的福祉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西季威克在他的《方法》中写道：“（本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也许能稍许厘清一个或两个哲学家的思想观点。”尽管还有其他更具原创性、更有才华的哲学家，但帕菲特认为，西季威克的《方法》凭借其精确、乏味的特点，比其他已有的伦理学著作得出了更重要的道德真理。对帕菲特而言，勤奋的西季威克能写出比柏拉图或康德这样的天才更好的书，他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因为他相信，哲学就像科学一样，随着时间推移，会产生进步。
随着他越来越深入地阅读康德，他开始认为，过去曾经令他恼怒的康德的啰嗦和逻辑不连贯，实际上只不过是康德本人极端性情的表露，康德无法像西季威克那样做到严谨的自我批判。对康德来说，有些事物决不可能是善的，它们必然是恶的。在康德看来，不存在“大多数”或“有些”这样的程度区别，而只有“全有”或“全无”的区别。帕菲特意识到，他自己也是一个性情极端之人，很难接受落在“有”与“无”之间的答案。然而，当他开始逐渐欣赏康德时——他认为，康德是古希腊以来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他越来越苦恼于康德与西季威克之间的不同，也苦恼于现代康德主义不认同现代后果主义，同时，康德和现代康德主义者都不认同建构主义。康德主义认为，你应该按照绝对道德原则行事，而这种原则是你相信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原则；比如，即便一个谋杀者要求你告诉他你的朋友在哪里，以便他能杀了你朋友，你也不应该撒谎。重要的是，无论结果如何，要谨守你的义务。然而，后果主义者相信，结果——后果——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不是动机，或是对规则的遵守，而是带来尽可能多的善。建构主义者相信，最重要的原则是同意：要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不该做，方法就是想象一种准则，这种准则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合理拒绝的。与康德的普遍法则不同，这种同意是一种思想实验，而不是惹恼了帕菲特的康德式的伪同意——同意必须是基于自利的个体之间的同意，而不是绝对理性的人之间的同意。
帕菲特知道，关于这三种观点（康德主义、后果主义、建构主义），分别都有优秀的哲学家支持其中一种。但为什么这三种歧见无法调和呢？如果有些哲学家像他一样，既聪明又善于论证，又不认同他的观点，他又如何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呢？他是否能够证明，三者之间的差异仅仅是视角的差异，是一种认知幻觉？——也即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三种方法是可以汇聚在一点的，就像爬山，从不同的侧面爬，都会到达同一个山顶。继而，他就可以更有信心地相信，道德真理是存在的，我们有可能去发现这些真理。
2002年，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关于人类价值的田纳讲座（Tanner Lectures）上，提出了他的一个早期解决方案。他将该书的手稿称为《爬山》，并让它在学术圈内传看。他在书中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是，指出所谓“行为后果主义”的问题，并认同“规则后果主义”。行为后果主义者是极端主义者：他们相信，每一个行动都应该只考虑它本身的价值，这种价值本身就能增进个人的福祉。然而，这种观点不仅会造成大量的实践问题，因为大多数人不可能很好地预估行为的后果，而且还会使社会生活的良性运转变得不可能。对谋杀者撒谎也许是对的，但如果对撒谎完全没有规则限制，人与人之间就很难建立起相互信任——即使向谋杀者撒谎，最终也不一定会带来预想的良好后果。类似地，在某种个例中，一个母亲牺牲自己的子女拯救了十个陌生人的生命，这种做法也许是对的。但如果一个社会要求所有的母亲总是牺牲他们的子女去拯救危难中的陌生人，那么，这种社会就很可怕。更好的做法是制订一种规则，鼓励母亲优先爱护子女，而把拯救处于生死关头的陌生人放在第二位。
然而，帕菲特在书中的主要目标是要证明，康德主义和规则后果主义并非是冲突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需要对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做些“手术”。该公式是康德所谓的最高道德原则：“我决不应该行动，除非我意愿我的行动方式应该成为普遍准则。”很多康德主义者放弃了这个公式（康德还有其他类似的公式），他们认为，这种公式无法区分善与恶。但是，帕菲特重新捡起了这些公式，对其修修补补，直到他得出一个版本，将康德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思想最大程度地融合了起来：“每个人都应该按照一种普遍被接受的原则来行动，这种原则是每个人能够合理意愿的。”他争辩说，这些原则与规则后果主义所支持的原则是一样的。最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山顶公式，也即是所谓的“三角理论”：
一个行为是错的，仅当这种行为不被某个原则所允许。这一原则能产生好的结果，能被普遍意愿，不能被合理地拒绝。
该理论得出的原则是后果主义的，因为它们导致了最好的结果；也是康德主义的，因为它们是被普遍意愿的；也是建构主义的，因为没有人会合理地拒绝它们。
帕菲特希望他的书尽可能完美，希望能辩驳所有能想到的反对意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把手稿发给了他所认识的每一个哲学家，向他们征求批评意见。有二百五十多个哲学家回复了评论。他花了几年时间去修改这些错误。随着他不断地修订和完善自己的论证，书的篇幅也越来越长。他原本只打算写本小书，但却写成了一本大书，最后，越写越长，写到了一千四百多页。有人担心，他是否能写完这本书。
有了自己的三角理论，帕菲特相信，他实现了三种主要的道德学说的统一。然而，这并没有让他感到满意。仍有一些他欣赏的主流哲学家不同意他的理论。他精心打磨不同流派的每一个论证，不管这些论证看起来有多怪异，他只是要想证明这些看上去不可调和的观点差异，实际上只不过是无关痛痒的小问题。
当休谟声称……主观偏好并不与理性相冲突时，他忘了，或者，错误陈述了他自己的规范性观念。我们应该区分休谟的书面观点和他的真实观点。尽管尼采提出了一些大多数人都会反对的规范性断言，但有些断言也并非是完全不理性的，另外一些断言则是基于对相关事实的无知或错误信念。而且，尼采本人也经常反对自己的观点。
帕菲特认为，有很多事实是我们并不知道的，有很多扭曲的影响也是我们尚未意识到的，因此，我们总是容易犯错。无论情况有多么绝望，在他看来，人类最终一定会达成共识，实现道德进步。
在帕菲特年轻时，哲学界中最让他崇敬的人物是伯纳德·威廉斯。威廉斯比帕菲特年长十三岁，早已功成名就。他温文尔雅、魅力四射、机智过人——他以挖苦和讽刺的言语风格而闻名。他承认帕菲特著作的原创性，但在公开场合，他并不看重这本书。威廉斯是一个喜欢参加社交活动的学者，在聚会中左右逢源；而帕菲特只会自顾吃饭，当其他人聚在一起享用白兰地、甜点和雪茄时，他已经急匆匆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了。
威廉斯过着宽裕而世俗的生活。他曾经做过空军飞行员，与第一任妻子雪莉·威廉斯（Shirley Williams）、他们的女儿和另一对夫妻在伦敦的大豪宅住过几年。后来，他与一个有夫之妇擦出了爱情火花，并与雪莉离了婚。再婚之后，又生了两个儿子。他是英国皇家理事会和政府委员会的成员，就色情、毒品、私人学校和赌博问题发表意见（他愿意承认，这些恶他都做过）。他还撰写歌剧剧本。
威廉斯最早是研究古典学的，他的思想受到古希腊悲剧和哲学的影响——他用命运、羞耻和运气来看待人世生活。他认为，大多数道德哲学都是空洞而乏味的。他蔑视康德主义和后果主义，毕生致力于摧毁两者。这两种思想都要求人们从客观的、公正无偏的、出于义务的角度去反思自身的行为，将他人看成是与你同样重要的人。然而，威廉斯认为，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客观无偏的人，因为这么做意味着放弃人生的意义。没有了自我利益——没有了与你密切相关的人、你的妻子和孩子、你的朋友；没有了你热爱的工作和独特使命；没有了属于你的漂亮外表和居所——我们的存在就毫无意义。我们是一种充满了亲密感、亲缘感和忠诚感的生物，而不是世界的盲目的仆人。
如果威廉斯认同一种最高价值的话，那一定是“真实”。对他来说，最终而言，自我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可贵之物。然而，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可贵之物并不太多——大多数人既愚蠢又残忍。威廉斯享受自己的生活，但他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他告诉学生，马修·阿诺德的诗作《多佛海滩》的最后一个小节总结了他的价值观：
啊，爱，我们一定要真实面对
彼此！因为这个世界
充满了谎言，就像充满了一片梦境，
如此多样，如此美丽，如此新奇，
没有欢乐、没有真爱、没有光明，
没有真理、没有和平、没有对痛苦的慰藉……
威廉斯认为，元伦理学——研究关于道德真理是否存在及其性质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他认为，道德真理的观念是一个幻觉——“当你越是投入到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你就越会觉得，理性论证是不起作用的”，它们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哲学史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哲学的作用不是发现真理，而是表明真理的冲突。威廉斯自己从未提供过任何的道德理论。他怀疑任何道德理论的价值，而他过人的聪颖和犀利的反驳对这些理论具有毁灭性的打击。
帕菲特比任何人都崇敬威廉斯。拉里·特姆金说：“有一次，德里克给我看了一张威廉斯的照片，照片中的威廉斯正担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教务长。威廉斯站在国王学院的屋顶，面露英国式傲慢而又优雅的表情——你知道，一副无所不知的表情，整个剑桥都被他踩在了脚下。德里克说，‘他真是个人物啊！’这种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我之前只听到过一次。那是他看到鲁道夫·纽瑞耶夫（译注：著名舞蹈家）的照片时发出的赞叹。照片中，纽瑞耶夫跳离地面，悬停在空中，他的面部表情与威廉斯的一样——他知道，当他腾空起舞时，他就像是在扮演上帝。德里克说，‘看哪——他真是个人物！’”
由于帕菲特十分崇拜威廉斯，他们之间的观点差异又如此之大，这让帕菲特深感沮丧。最让他感到烦心的，是威廉斯对待元伦理学的态度。威廉斯相信，像对与错、甚至审慎反思这样的问题，没有客观而正确的答案。对威廉斯来说，道德是一种人类行为系统，产生于人类的欲望，也依赖于人类的欲望。这并非意味着，人类不会为道德问题感到困惑——如果有人认为残忍是一种恶，他就会全身心相信这种道德观，即便他不认为恶跟2+2=4一样，是一种客观事实。然而，在帕菲特看来，如果“残忍是一种恶”这一观念不是一种真理，那么，认为它是一种恶就只不过是一个心理事实——脆弱的、偶然的、容易被人遗忘的心理事实。
就道德的重要性而言，对道德的关注必须存在着真实的理由——存在着善与美德究竟能成就些什么的客观事实。然而，如果你像威廉斯一样，相信我们行为的唯一理由来自于我们的欲望，那么，如果一个人欲求一件恶的或疯狂的事情——会给他人带来巨大痛苦；也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痛苦——我们就没有决定性的理由不让他这么去做。
威廉斯说，我们不应该问苏格拉底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而是应该问，“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一个灾难。现实中存在着更好的生活方式，也存在着更糟的生活方式。
无法说服威廉斯，这让帕菲特苦恼了很多年。最终，帕菲特相信，威廉斯是真的不相信存在道德真理——事实上，威廉斯的脑海中甚至根本没有“道德真理”这个概念。威廉斯经常说，他不理解帕菲特所说的各种道德理由。帕菲特曾经把威廉斯的这番话当成是一种修辞说法，但现在，他认为，也许威廉斯所说的就是他的真实想法。毕竟，威廉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哲学家，如果他说他不理解某个事情，那么，人们就应该相信他的话。这让帕菲特有了一丝宽慰：如果他和威廉斯之间若干年的思想分歧并非真正的分歧，而只是从不同的面向谈论道德问题，那么，这种分歧还存在着形成共识的希望。
然而，真正的共识不可能达成了。2003年，威廉斯去世了。即便多年之后，帕菲特还是一次次告诉人们，他有多喜欢威廉斯。每当想到他再也不能让威廉斯看到他对道德真理的最新理解，他就会泪流满面。现在，他的确无法做到了。
去年，帕菲特离开了众灵学院。从那时起，他和理查德兹共同住进了位于牛津的一栋联排别墅。这套房子是他几年前买的，正是为了这一时刻而准备的。然而，他们不得不临时安顿在其他地方——这栋房子需要大修，他们让两个拉脱维亚籍的维修工人住在房子里，睡在餐厅。这栋房子更适合矮小而精致的人类，不适合21世纪的人类——帕菲特的个头相当高，步幅也大，但房间却很狭小，楼梯逼仄，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房间一样。但是，这栋房子修建的时间非常好——正好在1840年之前——位于安静而空旷的小道旁，附近还有著名的阿什莫林博物馆。
帕菲特：哦，天啦，你看上去就像是那些忧郁的瑞典人。
理查德兹：是吗？
帕菲特：你曾经说过，考虑到存在着如此之多的痛苦，即便出现新的有意识的物种，也不会产生什么好处。忧郁的瑞典人就认为，生活，往最好了说，只不过是值得活而已。
理查德兹：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任何事物存在，那就不用说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旦事物存在，这个世界就会比没有事物存在的世界更好。不过，我能理解，一旦有人类存在，事物就有其自身的价值。
帕菲特：你的观点属于“人类影响”（the person-affecting）论。你肯定没读过我在《理与人》第四部分中的内容。
现在，帕菲特不再生活于校园。大多数晚上，他可以和理查德兹共进晚餐。他们一致同意，不讨论他的新书，虽然她还没读过。不过，他们还是会继续探讨哲学。
帕菲特：假设我们发明了一种技术，它可以延长所有人的生命，我们可以健康地多活几百年，但代价是我们都失去了生育能力——因此，我们就是最后一代人。现在，你可能会认为，这种技术不会遭到道德反对。对于不会存在于这个世上的人而言，他们不会因为这项技术变得更糟——他们根本不可能存在，因此，他们不会处于更糟的情况。
理查德兹：我只是相信，这种技术不会让世界变得更糟。我可以理解，我们对于这种技术的感受，但我不能从客观的角度理解，为什么事物不存在会比事物存在更糟糕。也许，事实的确如此。
帕菲特：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孩子很小就去世了，没能过上漫长而幸福的人生，这种情况并不糟糕，因为这个孩子不存在了，而不存在不是一种糟糕的状态？
理查德兹：我认为，一旦有了生命，那么，活着的人就有生存的理由。
帕菲特：好吧，我同意，它们不属于同一类情况，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
理查德兹：是的，我们可以达成一致，而这种一致并不需要在与道德有关的看法上形成一致。你不能说，有些事物在某些方面很相似，因此，你就得出推论说，它们在所有方面都相似。
帕菲特：所以，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
理查德兹：我没有什么明确的看法。
去年八月，在认识三十年后，他们结婚了。他们去了婚姻登记处，然后，去河边野餐，钓鱼。尽管他们结婚的原因部分是出于税收方面的考虑，帕菲特还是发现自己对婚姻生活有一种意料之外的兴奋。领证那天，理查德兹的姐姐为帕菲特拍了张照片，他眯着眼朝向太阳，系着红色领带，满脸喜气洋洋。
与此同时，理查德兹帮助帕菲特熬过新书出版的最后阵痛。他不放过书的每一个细节——字体、字体大小、字体暗度、纸张颜色、封面印刷等。为了这本书，他已经整整耗费了十五年时间和心智。在他搬出众灵学院之时，他已经在学院里度过了四十个多个春秋。在独自生活了差不多70年之后，在搬出学院后的当周，他结了婚。短期内发生的这三件大事，完全不在他的计划之中。有天晚上，理查德兹帮他整理房间，他周围的东西一片混乱。他第二天就要飞往美国，他想要把新书的样稿打印出来，一起带上飞机。他可以从他的房间无线连接到学院的打印机，他把设备调试好，然后跑下楼去为打印做准备，但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跑上跑下地处理，心情越来越烦躁。最后，他突然崩溃了，放弃了。
我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理查德兹带他去看医生。他患有暂时性全面遗忘症，这种病症有时会发生在精神高度紧张之时。他不记得他结婚了，不记得写了一本新书。医生问他是否知道理查德兹是谁。
是的，她是我一生所爱的人。
几个小时后，他恢复了记忆，但仍留下轻微的后遗症。很多时候，他会突然流泪——在公众演讲时、在谈话时、在讲课时。新书出版后，他再次有了闲暇时间，潜伏在水面之下的生活浮现了出来。他比以往更加意识到人生的短暂：他还能活多长时间？
一个14岁的女孩想要生一个小孩。如果她生了，她没有能力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养育条件。如果她在21岁生小孩，她就有能力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但那就是一个不同于14岁时生的小孩。那么，如果她在14岁时生了小孩，她伤害了谁？没有谁受到了伤害！只要生命是有价值的，孩子也没有受到伤害。
假设人类无视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结果很可能是，未来的人口将生活得更痛苦。看起来，我们为未来的人口做了一件坏事。但实际上，只要生命是有价值的，未来的人口就没有受到损害——因为如果我们重视气候变暖，与不重视相比，世界就将变得有所不同，而那些在环境恶化条件下出生的未来人口就根本不会存在（同样，如果汽车没有被发明出来，大多数今天活着的人都不会存在）。因此，尽管我们让未来变得更糟，但我们没有让未来人口的生活变得更糟。帕菲特把这个难题称为“非同一性难题”（Non-Identity Problem）。他相信，这个难题不会改变我们的信念：我们仍然有理由避免让未来的人口处于更糟糕的境地。但是，他担心——事实上，他的担心是正确的——其他人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既然全球变暖不会让未来人口的生活变得更糟，这个问题也许就不那么重要。
帕菲特总是喜欢思考我们的道德责任会如何影响到未来的人口。对他而言，这似乎是人类最重要的问题。除了全球气候变暖，他还思考过人口问题。如果地球有几十亿人口，而这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差了，那么，如此之多的人口就是一个灾难。但如果几十亿人口的幸福总量大于那些生活不幸的人的幸福总量，也大于那些最富裕人群的幸福总量，又该如何看待人口问题呢？从某些道德理论来分析，难道不是所有人口的幸福总量越大越好吗？帕菲特把这种结论称为“矛盾结论”（Repugnant Conclusion）。尽管这一结论看上去很荒谬，但它的逻辑却很难反驳——至少对后果主义者而言，它是很难反驳的。
除了未来特别重要之外，未来让每件事都变得更加复杂了，这是帕菲特思考未来伦理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事哲学研究之后，帕菲特所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关于时间的形而上学。现在，这个主题再次回到他的研究计划中。他发现，时间问题有太多令人困惑之处。
当人们在描述时光飞逝时，他们通常是在说，我们正走向未来，或者，未来的事件离我们越来越近，或者，此刻或此刻的性质正随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移动，就像打在舞台上跳舞的女孩身上的灯光一样。然而，这些说法尽管看上去是真实的，实际上却是讲不通的。
帕菲特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更加看重自己的未来？这种倾向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吗？当我们得知自己将在未来的某一天承受巨大的痛苦，我们会为此感到担忧。但如果我们得知自己曾经承受过痛苦，但已经忘了这回事，那我们就完全不会在意这种痛苦。然而，过去承受的痛苦却是真实发生过的。我们不会过于看重他人的未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爱的人在去世之前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即便那个人已经去世了，一想起他，我们还是会为他感到伤心。过去的经历就像当前的经历一样真实。如果我们所爱的人去世了，从去世那一刻起，那人就不再真实存在了。但对我们而言，那个人的去世就像是远走他乡，只不过是无法出现在我们眼前而已。
我现在倾向于相信，时间的流逝是一种幻觉。既然我强烈感觉到时间的流逝是一种幻觉，我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被这种幻觉所误导。
帕菲特被这样一个事实所震惊：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比起未来将要生存的时间，要短暂得多！他记得，小时候在广播里听伯特兰·罗素谈起过他对他祖父的印象，他的祖父出生于1792年（译注：三代人之间，只隔了两百多年，看上去已经很长了，但实际上很短）。当帕菲特思考未来时，他想知道，未来的人类会比现在的人类生活得更好还是更糟。他希望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但他无法忽视人类过去所遭受的苦难。人类所有的这些遭遇都是值得的吗？人类幸福的总量超过了苦难的总量吗？
我只是在很弱的程度上倾向于相信，历史本身是有价值的。但这也许只是美好的幻想。
他知道，我们有能力让未来比过去更好或更糟，他也知道，他不可能活到结果揭晓的那一天。他知道，如果要让我们的后代过得更好，这部分取决于我们的信念，关于生活中哪些事物重要的信念，关于我们是否还相信世上存在着重要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持续不断地努力的原因所在：他想要证明，道德真理是存在的。
现在，我已经67岁了。为了让我的人生之旅有个愉快的结局，我必须要解决我曾经部分描述过的对道德问题的误解和分歧。我需要找到一条路径，让更多人理解，为什么有些事物是重要的；让更多人相信，某些事物真的很重要。我不会寄希望于自己能实现所有这些目标。但是……我希望，通过运用智慧和不断努力，总有人能实现这些目标，从而，完成整个探索之旅。
（全文完）
发表于 2017-4-18 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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