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追求理性会导致非理性爆发?[color=rgba(0, 0, 0, 0.298)]
[color=rgba(0, 0, 0, 0.298)]Original: [color=rgba(0, 0, 0, 0.298)]Sean Illing
利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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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优越感的?想象一下我们仍处于茹毛饮血的年代,甚至是赤身裸体满世界上蹿下跳的年代,我们敬畏于火与闪电,恐惧于大象跟鳄鱼,一米多高的我们什么都不是,在那个时候恐怕很难形成优越感。但接下来我们扒下动物的皮毛穿到自己的身上,圈养鸡鸭猪狗为自己供给食物,最重要的是——大概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们的祖先开始思考自己相对于其他动物来说,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借助于外力,现在的我们有了足够的能力去戕害乃至谋杀任何一个地球上的生物个体——甚至是一个物种——只要我们愿意。毫无疑问,人类是目前世界上武力最高的种族,没有之一。而这一番造就,从祖先思考自己和其他动物的不一样开始。除了武力,我们同时也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脑力要远远优于其他动物,而这甚至无需借助外力。
你是一个理性的人吗?如果你的回答是“是”,那你确定吗?
文/Sean Illing 译/Yord 校对/Amanda 原文/www.vox.com/future-perfect/2019/4/25/18291925/human-rationality-science-justin-smith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Yord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人类很难说是理性的,事实上人类生活及历史大多可由非理性进行解释。图源:Getty Images
这正是巴黎大学哲学家贾斯汀·史密斯(Justin E.H. Smith)在其新书中探讨的问题。在这本《非理性:理性黑暗面的历史》 (Irrationality: A History of the Dark Side of Reason)中,他试图在西方世界延续数百年的说辞中寻找漏洞,即我们曾为神话和迷信所蒙蔽,但之后古希腊人发现了理性,后来的启蒙运动进一步将理性巩固为人类生活中的最高价值。
图源:NHBS
史密斯认为这不过是自命不凡的虚假之词。他说,人类很难说是理性的,实际上人类生活及历史大多可用非理性进行解释。该观点并不仅是学术之谈,他在书中提及“欲强加理性以使人类和社会变得更加理智,反致非理性蓬勃迸发”。
若史密斯所说不假,那我们则需如履薄冰。如果无法构建社会秩序,我们应如何处之?我们是否应停止鼓动人们尽可能保持理性?我们是否应重新思考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
在对史密斯的近访中,我把这些问题一并放进去了。以下是稍作整理的谈话记录。
西奥多·阿多诺(1903-1969)。图源:Famous Philosophers
肖恩·莱林:像这样一本书,很难总结其中心论点。你会怎样描述它呢?
贾斯汀·史密斯:论点就是,20世纪的哲学家西奥多.W.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的观点基本正确(T.W. Adorno,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M. Max Horkheimer,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译者注)。他们认为启蒙运动的世界有一种内在倾向,会堕入神话,从理性退化成非理性。而人们试图压抑或根除非理性的过激行为,则加剧了这种倾向。我认为不管是从个人理性层面即心理学,还是从社会整体层面上看,都是如此。
肖:如果能举些这方面的例子加以说明就好了。但首先我们往后退一步看看。我们一直认为,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即在于拥有理性,这可回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这个观点是否有误导性?我们是否应该否定人类是唯一的理性生物?
贾:这是传统视角。但一直也有种对立观点,认为人类是唯一一种非理性动物。该观点认为,动物是理性的,它们不会陷入思虑犹疑的泥潭中,总是直截了当、采取应该采取的行动,但我们人类却会被怀疑忧虑束缚手脚。
尽管该观点过于发散,但我持赞同意见。毋庸置疑,我们一直以来总能选择恰当的前进方向,得以生存繁衍。我们是成功的物种,但并非唯一一个。就我看来,并非是因为我们是唯一被赋予理性的生物。
图源:HuffPost
肖:这当然是看待理性的一种方式。在这个基础上,你可能会说人类深受意识所苦,而我们沉迷于思考所造成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贾:你可以这么说。但我们进行思考并非是因为沉迷。很可能,我们人类在开始关注思考如何进行、是否错误之前,早已经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原人、猿人祖先也是如此。
图源:Acton Institute
肖:那我们来讨论下如何会思考错误。你写道,“欲强加理性以使人类和社会变得更加理智,反致非理性蓬勃迸发。”你能举例说明下吗?
贾:在本书中,最显著的例子是公元前5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该学派由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及其信徒组成,认为宇宙仅用数即可加以说明,而世界上只存在整数和分数,译者注),我视之为某种基础神话。他们醉心于数学的完美理性,以致在无理数被发现时难以接受。其成员之一希帕斯(Hippasus of Metapontum,他证明了正方形的对角线和边是无理数,译者注)开始告诉该学派之外的人世界无法仅用数解释时,传言该派领头人在盛怒之下将他沉溺。
奥兰普·德古热(1748-1793)。图源:Le Monde
18世纪法国剧作家和活动家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是另一个例子。在理性精神盛行的时代,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1789年法国大革命孕育出的公民权利文件——《人权宣言》中关于男性的权力也应一并给予女性。而她付出的代价是被雅各宾派砍掉了头。奥兰普的完美理性招致了极端而凶残的非理性反应。
1789年之后,无数革命都伴随着类似情形,而许多革命至少名义上是为了重建理性社会的。我猜想,有些革命者对于砍头之事是安之若素的,并推测只有砍掉该砍掉的头,奥兰普·德古热的后继之人才能得以幸免。或者也许他们认为现实永远不会发展至此。
肖:我认为,人类为何是非理性的原因已显而易见,但这种对于理性的狂热从何而来呢?为何我们如此热衷将秩序加诸于世界和社会?
贾:我想我们有些忘乎所以了。不管怎样,在现代社会,理性是科学技术领域的首要准则,其地位有目共睹。做出正确推论及遵循正确方法意味着更多的科学突破,随之而来的是更快速更强大的机器。
但之后兴起了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本身就是一台大机器,人类不过是附属于这台大机器的小机器;如同我们设法完善蒸汽机、电报机等物,我们同样可以完善这两种机器。
但此种观点仅从人类生活一个狭窄领域——机械工程中泛泛引申而出。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实际上对事物的工作原理及问题的解决方法了如指掌。因此这对我们研究心理和政治已然产生误导。
图源:Reddit
肖:我很好奇这一切会将我们引向何处。理性显然是有限度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遏制最坏的冲动。同时,我们想让社会变得更加明理、智慧、慈悲。但我们也得将社会和政治体系置于现实的人性之上。
贾:在这里,我并无解决之道。谨慎,实用主义,就公正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等在我看来都有可取之处。我并非政治理论家,更别说政策制定者了。我认为通观全书,我成功避免了类似这两种人的论调。
除了我所述之言,我是赞同某种程度的再分配公平的,包括将贝佐斯(Bezos,亚马逊集团董事会主席兼CEO,创办了Amazon,2019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第一位)、扎克伯格(Zuckerberg,Facebook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2019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第八位)及其他人99.9%的财富拿走,将大型科技公司改为公共设施。我只是觉得这应该通过完善的法律和广泛的公众支持来实现,其走势应是无可避免,且最终结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无痛的(毕竟,这些人在大部分财产充公后仍是百万或千万富翁)。
在想要通过理性改善人类状况的形形色色方案中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它传播了这样一种理念,即为了确立新秩序,必须发生重大事件;为了构建理性,必须由非理性推动。简而言之就是列宁主义。但社会若纯以理性运转,那将毫无趣味。
肖:我很好奇从宏观角度你是如何看待进步的。读你的书时,我想起了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加拿大-美国实验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和科普作家,译者注)等人所说的——人类社会是一条崎岖而稳步向前的理性及进步之路。该论述有何问题吗?
贾:关于人类生活的总体改善,有些数据极有说服力。如果你看下近些年的印度,用自来水管道的人数激增,与此对应,患病人数显著下降。这是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印度总理,译者注)的功绩之一。而在权威资本主义流行的新时代中,生活质量也可能得以提升,至少对于有利方来说是如此。莫迪执政的印度,埃尔多安执政的土耳其,波索那罗管理下的巴西,美国也努力参与其中。
但我不确定这是否算是总体改善。其一,在我提及的政权中,此种改善证明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而实现的。另外,若被严肃之人当真的末日场景真正来临,所有这些将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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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我认同平克关于生活质量改善的观点,但我认为我们的文明无力制止自身的毁灭。我看到的事实是,我们的文明是在破坏环境的基础上建造的。人们的双眼为短期利益所蒙蔽,因而对毁灭走向无力回天。这于我而言并非进步。
贾:平克可能单纯地相信他对此有解决之法,但坦白讲,想到他关于事物稳步发展的论断时,我只想说:好吧,让我们50年后再来看看。亚马逊(河)还存在吗?核武器是否被使用了?
至于启蒙运动和20世纪西欧地区取得的所谓永久和平成就,事实很明显——首先,这两次伟大的胜利和掠夺其他国家息息相关,第二,自从二战结束,西欧被夹在两大超级力量体之间,而这两方哪一方若行将踏错,都准备好了毁掉世界。因此,欧洲人当然要表现得规规矩矩了!
图源:Sierra Club
肖:你认为本土主义和右派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卷土重来,是否是对启蒙运动原则的抵抗?
贾:这是个旧的辨证关系。民粹右派的大多观点和目标都来源于启蒙运动中的概念——尽管有所歪曲,但仍是同一概念。最显著的例子是援引“言论自由”以抨击,将极右意识形态植入公众话语中心。
肖:这是说构建于启蒙运动原则之上的理性的、技术统治论的世界,将总会激起此种抵制危机?这些民粹运动到底是在抵制什么呢?
贾:我认为我们需要管控这些抵制倾向,使其不至于上升到危机层面:既不严厉镇压,也不听之任之。正如我们这些年亲眼所见,这是个微妙的平衡。
我小时候假想过允许纳粹在斯科基(美国城市)或其他地方游行不是件坏事,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这是一种有效的控制手段。但现在我明白了,我当时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游行不会构成任何实质性威胁,但如今看来是不可能的。游行已转移至网络上,但除了这一微小差异,游行规模比数十年前庞大得多。 图源:The Family
肖:接下来我要问的也许有些奇怪:非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功用是什么?非理性本能如何为我们所用?
贾:我把很多美好的事物归到“非理性”里,不仅仅有做梦,也有醉酒、艺术创作、围着营火听故事、载歌载舞的欢愉、各种狂欢、大型音乐会或体育赛事等。我认为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正是这些事物让生活充满意义。我认为无法仅从纯功用的角度看待其价值。
肖:我可以就其中某些事物举出功用实例,但我知道你的意思。也许重点不在于从理性和非理性社会中择其一,而是如何在这两个端点的拉扯中达到最佳掌控。
贾:是的。这关乎如何掌控,既非抑制也非放任。有一个类比:研究成瘾的科学家注意到,从生化角度来看,一些饮食障碍患者面临的问题和毒瘾几无二致。你可以建议某人戒掉海洛因,但若对食物上瘾又该如何建议呢?从这点来看,非理性更像是食物而非违禁毒品。你无法根除它,但你如果暴饮暴食,很明显就是出问题了,且应寻求帮助。
肖:若你所言成立,我们无法克制自身的愚昧,那么理性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贾:我认为关于理性的价值,有人夸大也有人低估。人们很频繁地进行歪曲引用,作为坚持自我想法的武器。这是尼采对于理性哲学历史的深刻理解。而我们每天都能无数次从推特的“回复党”身上看到栩栩如生的诠释,他们总是跃跃欲试,以一句“嗯,实际上”打头,口无遮拦毫无禁忌,尤其当这个被回复对象是女性或是他们认为能居高临下对待的人。
现下看来,他们所说也许真实合理,但很显然,回复原因和自吹自擂、贪欲及其他基本动机有关。从某种角度来说,哲学史就是一群恰好擅于粉饰内核的回复党的历史。我的观点并非如此,但每当我听到有人大肆鼓吹理性的重要性和力量时,我就会想到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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