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可以为着行动之故而假定一个意见的正确性，正是以有反对它和批驳它的完全自由为条件；而且也别无其他条件能使一个象具有人类精神能力的东西享有令他成为正确的理性保证。
前言：本文摘自约翰·密尔《论自由》论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部分，欢迎阅读、评论、收藏和分享本文。
正文：
有必要对上远两条假设分别作一番考虑，每条在与之相应的论据上自有其个别的依据。这里的论点有两个：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然是一个罪恶。
第一点：所试图用权威加以压制的那个意见可能是正确的。想要压制它的人们当然否认它的真确性。但是那些人不是不可能错误的。他们没有权威去代替全体人类决定问题，并把每一个人排拒在判断资料之外。若因他们确信一个意见为谬误而拒绝倾听那个意见，这是假定他们的确定性与绝对的确定性是一回事。凡压默讨论，都是假定了不可能错误性。它的判罪可以认为是根据了这个通常的论据，并不因其为通常的就更坏一些。
对于人类的良好辨识可称不幸的是，在他们实践的判断中，他们的可能错误性这一事实远没有带着它在理论中倒常得到承认的那样分量；
即每人都深知自己是可能错误的，可是很少有人想着有必要对自己的可能错误性采取什么预防办法，也很少人容有这样一个假定，说他们所感觉十分确定的任何意见可能正是他们所承认自己易犯的错误之一例。
一些专制的君主，或者其习惯于受到无限度服从的人们，几乎在一切题目上对于自己的意见都感有这样十足的信心。有些处境较幸的人，有时能听到自己的意见遭受批驳，是错了时也并不完全不习惯于受人纠正——这种人则是仅对自己和其周围的或素所顺服的人们所共有的一些意见才予以同样的无限信赖；因为，相应于一个人对自己的孤独判断之缺乏信心，他就常不免带着毫不置疑的信托投靠在一般“世界”的不可能错误性。而所谓世界，就每个个人说来，是指世界中他所接触到的一部分。如他的党、他的派、他的教会、他的社会阶级；至于若有一人以为所谓世界是广泛到指着他自己的国度或者他自己的时代，那么，比较起来，他就可称为几近自由主义的和心胸广大的了。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这个人对于这种集体权威的信仰，也绝不因其明知其他时代、其他国度其他党、其他派、其他教会和其他阶级过去曾经和甚至现在仍然抱有正相反的思想这一事实而有所动摇。他是把有权利反对他人的异己世界的责任转交给他自己的世界了；殊不知决定他在这无数世界之中要选取哪个作为信赖对象者乃仅仅是偶然的机遇，殊不知现在使他在伦敦成为一个牧师的一些原因同样也会早使他在北京成为一个佛教徒或孔教徒——而这些他就不操心过问了。
可是，这一点是自明的，也象不拘多少论据能够表明的那样，时代并不比个人较为不可能错误一些；试看，每个时代都曾抱有许多随后的时代视为不仅错误幷且荒谬的意见；这就可知，现在流行着的许多意见必将为未来时代所排斥，其确定性正象一度流行过的许多意见已经为现代所排斥一样。
对于上述论据看来要提出的反驳，大概采取如下的形式。这就是要说，在禁止宣传错误这件事情中比在公共权威本着自己的判断和贵任所做的其他事情中，并不更多地冒认了不可能错误性。判断傅给人们，正是为了他们可以使用它。难道可以因为判断会被使用错误，就告诉人们完全不应使用它吗？要禁止在他们想来是有害的事，井不等于要求全无错误，而正是尽其分所固有的义务要本其良心上的信念而行动，纵使可能错误。
假如我们因为我们的意见可能会错就永不本着自己的意见去行动，那么我们势必置自己的一切利害于不顾，也弃自己的一切义务而不尽。一个适用于一切行为的反驳，对于任何特定的行为就不能成为圆满无缺的反驳。
这是政府的也是个人的义务，要形成他们所能形成的最正确的意见；要仔细小心地形成那些意见，幷且永远不要把它们强加于他人，除非自己十分确信它们是对的。但是一旦他们确信了的时候(这样的推理者可以说),若还畏怯退缩面不本着自己的意见去行动， 并且听任一些自己真诚认为对于人类此种生活或他种生活的福利确有危险的教养毫无约束地向外散布，那就不是忠于良心而是怯懦了。因为在过去较欠开明的年月里其他人们会经迫害过现在相信为具确的意见，人们就会说，让我们小心点，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吧；但是政府和国族也在其他事情上犯过错误，而那些事情却幷未被否认为适于运用权威的题目。它们曾征收苛税，会进行不正当的战争；我们难道应该因此就不收税，就在任何挑衅之下也不进行战争么？
人、政府，都必须尽其能力所及来行动。世界上没有所谓绝对确定性这种东西，但是尽有对于人类生活中各种目的的充足保证。我们可以也必须假设自己的意见为准确以便指导我们自己的行为；而当我们去禁止坏人借宣傅我们所韶为谬觎和有害的意见把社会引入邪途的时候，那就不算是什么假设了。
对于这个反驳，我答复道：这是假定得过多了。对于一个意见，因其在各种机会的竞斗中未被驳倒故假定其为正确，这是一回事；为了不许对它驳辩而假定其正确性；这是另一回事：二者之间是有绝大区别的。 我们之所以可以为着行动之故而假定一个意见的正确性，正是以有反对它和批驳它的完全自由为条件；而且也别无其他条件能使一个象具有人类精神能力的东西享有令他成为正确的理性保证。
我们且就意见史或人类生活中的普通行为想一下，试问，这个人或那个人之所以不比他们现在那样坏一些，这应归因于什么呢？当然不应归之于人类理解中固有的力量；因为，对于一件不是自明的事情，往往会有九十九个人完全无能力而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对它做出判断，而那第一百位的能力也只是比较的；因为，在过去的每一代中都有多数杰出的人主张过不少现在已知是错误的意见，也曾做过或赞成过许多现在没有人会认为正当的事情。可是在人类当中整个说来究竟是理性的意见和理性的行为占优势，那么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假如果具有这种优势的话——这必定是有的；否则人类事务就会是并且曾经一直是处于几近绝望的状态——其缘故就在于人类心灵具有一种力量，即作为有智慧的或有道德的存在的人类中一切可贵事物的根源，那就是，人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
借着讨论和经验人能够纠正他的错误。不是单靠经验。还必须有讨论，以指明怎样解释经验。
错的意见和行事会逐渐降服于事实和论证；但要使事实和论证能对人心产生任何影响，必须把它们提到面前来。而事实这东西，若无诠释以指陈其意义，是很少能够讲出自己的道理的。这样说来，可见人类判断的全部力量和价值就靠着一个性质，当它错了时能够纠正过来；而它之可得信赖，也只在纠正手段经常被掌握在手中的时候。
如果有一人，其判断是真正值得信任，试问它是怎样成为这样的？这是因为他真诚对待对他的意见和行为的批评。这是因为，他素习惯于倾听一切能够说出来反对他的话语，从其中一切正当的东西吸取教益，同时对自己或也对他人，解释虚妄的东西的虚妄性。这是因为，他深感到一个人之能够多少行近于知道一个题目的全面，其唯一途径只是聆听各种不同意见的人们关于它的说法，并研究各种不同心性对于它的观察方式。
一个聪明人之获得聪明，除此之外绝无其他方式；就人类智能的性质说，要变成聪明，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样。保有一种稳定的习惯要借着与他人的意见相矫正来使自己的意见得以改正和完备，只要不致在付诸实行中造成迟疑和犹豫，这是可以对那意见寄以正当信赖的唯一的稳固基础。
总之，一个人既经知道了一切能够(至少是明显地)说出来的反对他的言语，而又听取了反对一切反驳者的地位——深知自己是寻求反驳和质难而不是躲避它们，深知自已没有挡蔽能够从任何方面投到这题目上来的任何光亮一一这时他就有权利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比那没有经过类似过程的任何人或任何群的判断较好一些。
即使人类当中最聪明的也即最有资格信任自己的判断的人们所见到的为信赖其判断所必需的理据，也还应当提到少数智者和多数愚人那个混合集体即所谓公众面前去审核，这要求是不算过多的。
教会当中最称不宽容的天主教会，甚至在授封圣徒时还容许并且耐心倾听一个“魔鬼的申辩”。看来，对于人中最神圣的人，不到魔鬼对他的一切攻讦都已弄清拌经权衡之后，也不能许以身后的荣誉。
即使牛顿(Newton )的哲学，若未经允许加以质难，人类对它的正确性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感到有完全的保证。
我们的一些最有根据的信条；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保护，只有一分对全世界的长期请柬邀请大家都来证明那些信条为无所根据。
假如这挑战不被接受，或者被接受了而所试失败，我们仍然是距离确定性很远；不过我们算是尽到了人类理智现状所许可的最大努力，我们没有忽略掉什么能够使真理有机会达到我们的东西；假如把登记表保持敞开，我们可以希望，如果还有更好的真理，到了人类心灵能予接受时就会把它找到；而同时，我们也可以相信是获得了我们今天可能获得的这样一条行近真理的进路。这就是一个可能错误的东西所能获得的确定性的数量，这也是获得这种确定性的唯一道路。《完》
发表于 2020-3-10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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