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的危机
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些职业，这些职业的实用性是无可争议的。如果希望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吃一顿像样的晚餐，我们就需要餐馆的老板。如果不会自己烤面包，需要的则是面包师。如果在小餐馆吃坏了肚子或者损伤了牙齿，那我们当然就需要医生了。这些职业的不可或缺和永久性是没有任何人怀疑的。我们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哲学家呢？他们的职业活动除了演讲和思维，以及国家提供的薪酬，还有什么是我们不清楚不明白的？
现在有这样一种感觉，哲学已经长时间远离了它最重要的根本任务。在哲学界内部也存在着这样一种疑问，“突然之间发现，目前哲学的基本任务是与哲学是否多余这样一种观念进行斗争。”这种疑问源自古典哲学学者e.托琵西(ernst topitsch)他在伦瑞克大学的同事g.福尔沫(gerhard vollmer)表述得更为清楚：“德国哲学已经错过了使其成为不可或缺的机会，这里是指人们为什么需要哲学。当然从社会上来看，哲学学者作为大学教授和研究者依然受到尊敬。”
德国哲学已经失去了它的声望，如果你身处其中，就会惊奇地发现，在哲学研究上最大的自负与最小的成果往往同时出现。在哲学的出版物和专业刊物上出现的是什么，多数时候是历史 的复制品。“怎么解释德国当代哲学，与其说是机械工厂，还不如说是老古董更为合适。”慕尼黑的哲学学者l.彭特(lorenz puntel)在一个国际学术刊物上如此解释。尽管去年人们在德国加强了盎格鲁撒克逊哲学的研究，然而目前依然是一片空白，也许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开始。
德国哲学，到其历史中去看一看，就明白缺乏非常真实的东西。m.弗兰克(蒂宾根大学)(manfredfrank tübingen)承认，在美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可以得到比在欧洲更好更深入的探讨。卡尔斯鲁厄的学者h.楞克(karlsruher hans lenk)认为，德国没有创造充满活力接近实际的思想平台。严格的等级制度原则禁锢了哲学创造性的发挥。哲学在德国出现不是以独立个体的状态，而总是以“某某门徒”的姿态出现。一般来说助教们必须等待他们的研究成果或者观点被他的教授接受。“如果没有人同意我的观点，我就无法工作”这句来自某位德累斯顿大学教授的话反映了当前德国多数大学哲学界的典型现状。
当人们在美国因为观点的不同和多样而获得成果的机会时，德国的学者们需要的却是寻找同类的哲学观点并与之契合。因为大多数研究者选择消极的方式，完成他们的导师给与的同样观点的研究。这样，德国哲学为什么不能成为有力的力量就很容易理解了。
当前德国哲学的特点是：只需要搜集相当数量的、相关的、较新的资料，读一些相关的杂志即可完成研究。哲学的研究除了致力于快速的整理历史知识，就是将每一个题目进行系统的解释，并将每一个课题在历史上的思考收集起来。对于这种典型的书面文字形式最恰当的描述是参考文献 。当今天，德国学者大部分成为文献追随者，那么他们就不仅仅是缺乏想象力了，同样还缺乏质疑哲学史上伟大人物的权威的能力。“人们建立了西方哲学伟大崇高的传统，以至于认为每一种批判之后的研究多是狂妄自大的荒唐行为，必然会表现出愚蠢的亵渎神明的冒险举动”，古典哲学学者e.托琵西这样写道。虽然笛卡儿和休谟也推崇自己思考，但是如果谁真的遵循了这两位先哲的号召，就必须做好应付各种麻烦的准备——事业上必然前途坎坷。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永远局限于对柏拉图理论的研讨和论述是典型的大学哲学特征，那么哲学自身的发展 就不仅需要想象力，同时也需要准备承担高风险……。
现在的规则是，将杰出人物耗费巨大精力的、复杂的思维过程用简单而又与时俱进的语言转化过来，就可以获得好的成果。而这些成果的获得通常又只需要最少的工作。这是一个规律 ，反正文献上的思考，其严苛而晦涩的论点仍然复杂，繁琐冗长并且表达得难以理解。进入当代的哲学 论文 ，你会发现经常陷入杂乱和迷茫之中，人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步步开辟道路。今天几乎所有的读者都要求，作者的任务是在其文章中将思想荆棘分割成小块并将哲学的原理融入其中。他必须清楚地表达，使读者有能力去理解，去自己发展，并带来良好的结果，不会因为理解或接受能力的问题而疏忽文章作者的意图。
今天正在使用的哲学专业术语，很少涉及到作者思想的表达。这当然令人质疑：与其说是在表达思想，不如说是通过对这些术语的使用证明哲学教授们的专业能力。专家学者们如此表达他们的专业：使某些已存在的外延的和素材的“元素”的“未知的、筛选出的‘分类’成为可以获得学位的‘难以置信的命题’，称之为美学”或者探讨的独立性和与此相关的职能的提高是建立认识论的前提，因此在布鲁诺(bruno)的最后一本著作中，“逻辑比存在论更为重要”。这种学术套话的发展，对学校的年轻人 自然 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学生们的论文，熟练地模仿着大学常用的专业术语，以避免给他的同学留下笑柄，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而那些看起来优秀的学生却表示，其实他们根本不懂更多的东西。
实际上对于哲学专业术语来说应该允许产生不同的反应。人们可能崇尚时下最流行的时尚用语，维护这种达达主义的形式。人们也可以像法兰克福的哲学学者e.诺德霍芬(eckhard nordhofen)那样保持老的价值观，说那些“日暮西山的词语”。大学哲学界出现的情况，对于e.诺德霍芬来说是“新闻原则的颠倒”：“新闻媒介设想人们完全不知道，或者说，评论员们在比他们知道得更多的人面前，需要掩盖自己的无知”。
从许多当代哲学著作中人们获得这样一种印象：这些著作没有说什么，但是这些无话可说却是用详尽的、雄辩的和职业化的表述方式来表达的。在此人们会发现上百次不厌其烦地引用文献和经典哲学家的名言，所以必须将长篇大论进行分解，否则单单是使其系统化就将让人精疲力尽。耗费数10页讨论的思考，而实际上有用的或许只有两句话。一个普遍的凑字数的方法，就是比较康德和黑格尔；费希特和席勒，阿多诺和维特根斯坦，卢卡奇和布洛赫(bloch)的哲学思想的对立，提供无穷无尽、样式各异的选择。但是这些却并没有解决哲学的问题，然而出版物却年复一年地持续增长，对此谁又可以断言，德国当代学者是没有生产力的呢！
这种体系可以庆祝了。以索引和引用方式主导和活跃了学科讨论。“在许多大学学科领域，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导致了完全不实用和毫无成果的系统，没有竞争，没有外部控制，但是却有着自我运转的明显轨迹。学者们更愿意相互邀请参加学术会议，相互之间引用自己朋友的论点。相互借用以显示地位的崇高并且一致对外。那些经常被引用的人无处不享有着尊重，由此可以肯定，也一定在下次的被邀请之列。”维也纳学者新闻评论员e.瑟摩劳(eugen semrau)曾经这样在评论中写道。
当哲学在德语语言环境中丢失了其多样性和创造性，那么这不仅应归咎于在大学环境之中的专业基本能力，同时也在于哲学的批判是否被普遍接受。检验大学的哲学教授们的资格的方法：书本知识几乎全部集中在专业的历史方面。同时他们是否可以复制这种教育，是否可以给人以风格上清晰而细微差别的感觉，而在学术的提高中却几乎不扮演任何角色，很少能出现批判能力的问题。而没有这些问题科学 进步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特点可能是导致自1800年以来德国哲学的思想之翼：创造力、幻想和丰富的思考在今天严重缺乏的主要原因，以至于极大地损害着学术的未来。
当1795年20岁的谢林发表他的论文《我的哲学体系》时，这给德国学者带来极大的冲击。这也直接导致他在两年之后成为耶拿大学的教授。这种事情在今天的德国是可以想象的吗？问题本身听起来就已经很荒诞可笑了。现在的学生在第一个学期就已经学会，必须持怎样的一种态度，才能够获得成功。那就是“严格的书面工作”，他的世界观必须可以从某种哲学观点中得以引证，因为不如此，就很可能不被认可。这种思路同样也可以从出版物中解读出来。博士研究的工作多数情况下也是采用引文-释义-引文-释义的方法来完成。会有哪一个学生已经作好准备，为了阐述他自己的哲学基础而冒不能毕业的危险呢。一般来说，教授们只从“合格的”毕业生中寻找自己的助手，这样可以确保他们的观点更为接近。在教育水平相同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决定因素，因为教授们可以以此确保在他退休之后，他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成果可以继续得到保持和发扬。这一整套完整模式的运行，也同样主导着哲学的其他方面。学生承诺对其事业的继承，完全取代了对于熟练的质疑和反对以及聪明的陈述矛盾的要求，在很多情况下只走流线型的方式。那么这种足以令人后悔的学术停滞和“哲学危机”就是必然结果了。
关于这种学术停滞，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是在前东德哲学的重建方面。1991年澳大利亚伦 理学 者p.辛格(petersinger)曾这样写道：“现在在前民主德国的大学建立了许多新的位置”。
对分析思维感兴趣的哲学学者们，对于可能被分配到这些新的位置感到恐惧，这些位置可能只有一些少量的、不太好的题目，或者是一些对历史的研究和总结 。而今天当可以肯定，这里可能有着巨大而完整的机会时，他们又设置着新的障碍。在关键位置上都是他的同事和学生为他提供保护。公平并有着较强适应能力的哲学学者如g.梅格勒(georg meggle)(莱比锡)或者f.费尔曼(ferdinandfellmann)(开姆尼茨)在东德的大学只可能是例外情况下。大多数哲学教师因为他们不断增加的权利，因为他们的圈子渗入许多新的大学而自命不凡。教学内容片面性的问题一再被其辩解：人们必须首先教会学生“所有基础知识”，并且告诉他们“哲学工具”。因此观点的转变无论如何是会失败的，哲学完全没有一种东西作为一般联系的基础概念和不同的教学观念的总结提供给人们。所以哲学学者们更愿意在虚幻中保持统一的方法和那些准确概述的知识。
当这些话的作者在德累斯顿理工大学与一位有影响的伦理哲学家交流时，他很快发现哲学的处境并不好。一位同事用更为生动形象的词语解释说，对于永恒真理的信仰无论如何不会熄灭，我们依靠它保卫传统的价值观，反对某些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伦理哲学家：“我们培养真理和诚信，理性的观点因此而被定义。失去或者嘲笑诚信是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这非常糟糕。有科学的客观性！这一领域没有相对性！是的，是的，也许有可怜的科学领域，也许有可怜的愚蠢，有对诚信后现代主义的玩弄和嘲笑讽刺。这些都是存在的。我们用任何一种方法收回对诚信的沮丧，不允许它完全属于我们。不，相反，它将被完全作上标记。它将被完全确定。”为了能够使学术研讨更加活跃并且可以得到必需的多样的观点，教授需要在会议中带去他的两个助手。但是看到的却是：三个人的观点总是完全相同并相互证实。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当每一个享有声望的学者给出一个主题并就此做论述时，就会得到其他与会者一片“是的，正确！……这样！……就是这样！”的呼声。这种学术力量的展示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
只要“教授即是永恒的真理”和对于助理来说“教授永远是对的”的说法存在，那么情况就几乎不会有任何改变。尽管人们在较长时间内不可能解决哲学学科是否只依靠其光辉的过去来维持，是否可以达到现代科学的要求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哲学的统治阶层仍然拒绝改革。
文章来自网络，鸣谢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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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2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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