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国民性这个话题有过很多的讨论，鲁迅、柏杨及无数精英，都有过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反思；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有识之士更苦心积虑，提出种种国民性改造方案。然而时至今日，“国人素质太低”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
今天一起来读历史学家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对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剖析，让它作为一个切口教我们如何反观自身，更教我们如何分析自己，分析环境，进而更加客观、多角度的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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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隆基
（本文原载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孙隆基
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国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期间并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重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未断奶的民族》《美国的弑母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新世界史》和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等。
国人的“身”
与西方人或是拉丁人不同，中国人把个人看作是一个“身”，也就是一个身体，对于中国人来说，身体比心灵或是灵魂都更加重要，所以中国人特别注重养身。
中国人的语言当中对个人的描述也充满了这样的概念，例如：
描述自我，便可称为“自身”、“本身”，讲一个人的所有，叫“身家”，讲一个人的来历，叫做“出身”，讲一个人改变了命运，是“翻身”，讲一个人的感觉，叫“体会”，“身体力行”，对一个人的攻击，叫做“人身攻击”，等等。
可见，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一个人的描述，完全是身体性的，一个中国人，就是一个“body”，而他的心灵与灵魂，就不那么重要了。而对中国人来说生活最大的主题，就是保存这个身，就是“明哲保身”。
中医最大的功能之一就是养生。
中国人的心
中国人也有心理活动，但是中国人的心不是用在自己身上的，而是用于关照他人。上一辈的中国人总会教导年轻人“先人后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汉语词典中，“人”的不分意思就是等同于“他人”。
中国人讲与“心”有关的词，总与他人有关，如“关心”、“伤心”、“寒心”、“操心”等。中国人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合和”性，认为只有自己先关心了他人，他人才会关心自己，于是在不太熟悉的人相见的时候，先要将自己的“心”作用于他人身体之上。然后别人才会将他的“心”交给你，作用于你的“身”之上，双方“交心”之后，于是都“安心”，这样就变成了自己人。
中国人的人性设定
西方人的人性是以获得圆满的“灵魂”为中心的，“灵魂”这个东西是超自然的，是超越物质与精神，乃至是超越今生今世的。
西方人把肉体和精神看作是一个整体，认为肉体就是一部机器，许多时候，他们只是粗茶淡饭，把肉体填饱了去实现自己的精神需要和“灵魂”需要。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西方人义无返顾地去挑战自我，游海峡的，坐热气球环球旅行的，到中国农村来支教的。很多是出于“灵魂”的完善，觉得自己这样做是“灵魂”的驱使，有时候在这种问题上的有意无知和有意迷信，往往会让人觉得更加快乐。
西方人最重要的，个人都是统一于“灵魂”的。
再说拉丁人，拉丁人的人性设定中，重点是“精神”，“精神”包括其激情、感情和精神认知。所以拉丁人对于生活的热爱通常以“欢歌、美酒、佳人”的方式来表达，这是他们追求激情的具体表现。
而在社会生活中，拉丁人也非常重视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他们的政府当中的反对派也是最多的，政府经常倒阁。
在社交中，拉丁人把宗教中讲到的“灵魂”作为自己“精神”认同的参考，而对于世俗的评论他们一方面要顾及，而另一方面也非常顾及自己的精神追求。
中国人就不一样，中国人生活的中心是“肉体”，凡事皆以照应肉体为主，要求“吃饱穿暖”，注重饮食文化，讲究安身静养。在社交中，对于世俗的在意是最多的，对于精神的关心则很少，对于“灵魂”更是闻所未闻，中国不存在超越现世的宗教，一切都是要求现世就有报偿的。
二人结构
中国人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通过一个基本的“二人结构”来完成社会结构的。一个人把自己的“心”，关照到另一个人的“身”上，而另一个人也同样这样回报，双方都在对方的关怀之下达到了“安身”的目的，而同时，双方因为“交心”，也同时“安心”了。
所以一般来说中国人之间的互相问候就是“你身体可好？”或是“你别来无恙？”讲的都是对对方身体的关心，而另一方则回答：“你有心！”“谢谢你的关心！”这一问一答，正是对中国二人结构的最好描述。
中国人最常见的二人结构，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五常”，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儒家说：“仁者，人也”，就是这个意思。
“仁”这个字拆开就是“二人”，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为人，就要讲究“二人”的相对性。所以中国人都讲究“相对”，两个人当中的另一方称为“对方”，相适合的事情称之为“对”，否则就是“不对”，有什么错误就是“对不起”。
中国人的这种相对性的“二人结构”，是检验一个中国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中国人在社交场合喜欢问：“在哪里高就？”“你结婚没有？”“你生孩子没有？”都是在确认对方是否已经具备了君臣、夫妻、父子这样的二人关系。
特别地，在中国，一个人哪怕已经三十几岁，只要是没有结婚，就会被当作不成熟的个体，被当作没有长大的半成人来对待，而结了婚又没有小孩的，则又会被有小孩的当作未成熟的个体来对待。
相对的，在中国没有具备“二人关系”的个人，都被认为是一种可怜、失败、不能自理的状态，凡是描述“一人”的词，多是贬意的，如：“孤独”、“孤单”、“寡人”、“孤立”、“形单影只”等。
中国人的“吃”文化与“口腔化”倾向
中国人对“身”的关“心”，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吃”，吃饭，是对身体最直接最简易的关心。所以中国人为了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好感，必先要请客吃饭，客人吃过之后，便是领了情，双方一交心，就成了自己人。“吃”，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拓展创造了一个契机。
而西方人往往不管这些，吃便吃了，情还是不领的，并且西方人不愿意接受他人的好意，害怕对方利用卖人情从而达到对自己的控制。
中国人于是发展出一套与“吃”有关的，用于描述人际关系的语言。
没有交往的人，是“生”人，不能“吃”；相互有交情的人，是“熟”人，可以彼此依赖；在人群里是不是好过，称之为“吃得开”或是“吃不开”；对于看不惯的人，叫做“不吃他那一套”；对于不好相处的人，称之为“孤寒”、“冷淡”，都有艰涩难“吃”之意。
圈子
中国人通过不断重复的二人关系，联结出一个又一个“圈子”，在“圈子”内部，人们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个人要在某一个圈子里面成为中心，则必须压抑自我，“多吃亏”，关心他人无微不至，往往这样做了的人，会被大家认为是圈子里的“仁义”之人，获得尊重。在这样的文法规则之下，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权谋之术。
在圈子内部，既然大家都已经“交心”，于是便可以在圈子里面“安身”，也可以通过关心他人来使自己“安心”。
所以中国人多不习惯西方的环境，因为西方没有中国这样的圈子，中国人到了美国，大多数是先来到唐人街之类的地方，进入中国人的圈子以求“安身”，中国人在国外的事情，也是致力于安身下来，而不是更广阔地接触社会，开放自己，发展自己的心灵与灵魂。
所以中国人的圈子的文法规则与二人结构是一致的。
“他制他律”
中国人深谙对于与他人相处之道，然而对于自己的一个人的世界，就不那么在行了。
西方的小孩常说的话就是“我已经不是小孩了。”而中国的父母却常说：“你还是小孩，不能如何如何。”西方对小孩叫“培养”，中国对小孩叫“管教”，这些都是迥异的。
再往大了，中国人就对自己无法控制，例如随地吐痰、乱丢垃圾、不自觉地挖鼻孔、无法控制地抖动手或是脚，在公共场所突然做出李小龙一般的动作等。
中国人的不成熟倾向是严重的，然而在有“二人结构”存在的环境下，中国人却可以显示出让人感动的大度有礼貌。
例如，圈子内的人可以相互欠钱，并且在对方相归还的时候大手一挥说：“算了”；或是自己无意间提及需要什么东西，再次相见的时候，对方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抑或是对方宁肯自己不去玩乐，也要陪自己去买必须的东西等。然而这样的礼貌往往与中国人在圈子之外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例如坐公交车时，彼此之间不认识的中国人，相互推搡，似乎要把别人挤下车方才甘心，而如果突然遇到一个熟人，则又会将熟人让到前面，还会替对方买票。
中国人就是通过“二人结构”中的另一方来约束自己的，直接地说，就是“做给别人看的”。可见，中国人的“真诚”与“面子”背后，是荒芜的个性和“他制他律”的人格。
对待外人和外面世界的态度
中国人对待圈子之外的人乃至中国文化之外的人时的态度就是矛盾的。一方面，对于“生人”，中国人采取的是区别对待，因为只能通过打压外人，才能显示对圈子内的人的不一般的关心，所以中国到处充满了内部图书馆、内部规定，对于陌生人的冷漠和对于熟人的热情。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人想要接近的，特别是有一些特别地位的陌生人，中国人又显得特别谦卑，处处压低自己，给别人以优待，给这样的陌生人以特殊的待遇。
例如许多到中国来留学的外国学生，中国人都准备了单独的留学生公寓，让他们住带空调的房间，并且不允许中国人进入，以示优待，殊不知外国学生并不习惯这样的集体管束，反复与校方发生矛盾，并且在国外，对待留学生，往往只是让他们和本国学生住在一起。
所以对待外面的世界，中国人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想象，觉得他既然是圈外的人，想要获得我圈内的资源，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来求我；或是对待想要接近的人，觉得我既然已经对他好了，他就理所当然地来报答我，也对我好。
然而这种中国人的文法规则，却很多时候不起作用。许多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种关心并不领情，他们与中国人谈生意，对于中国人不谈正事却先要请客吃饭并不理解。即使在中国国内，这样的情况也时时发生，许多青年追求女友，觉得我已对她好了，为什么她还不报答我，于是转而变为愤怒和报复等。
中国人对待圈外人的冷漠，是有圈子内的二人结构为其撑腰的结果；中国人对圈外人的优待，又是利用二人结构期望获得对方的回应。中国人对自己“二人结构”的文法规则的依赖，就是中国人个性的压缩。
儿童化与老年化的并存
中国人的“二人结构”的社会，的确给人以人情味十足的感觉，但这样的感觉有时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二人结构”的统治下，中国人都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自我，必须要依赖他人，才能定义自己。
问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发财致富，他一定要说一是为了“光宗耀祖”，一是为了“荫泽子孙”，就是不说是为了自己。因为这样说不符合二人结构，会被指为“自私”、“孤傲”。
所以很多时候，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压缩自己的存在，一方面，相对父母，自己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常有三十多岁的女儿还向父亲撒娇；另一方面，相对于下一代人，自己又必须与他们相对，成为他们的父母，所以，小小年纪就要有向下一代人“交心”的责任感，于是自己又显示出老年化的倾向。
国人到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人的时候，要么就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手足无措，诚惶诚恐，要么就像一个老头子一样故作深沉，远离他人。中国人不懂得如何通过合适的方式去展示自己，不懂得如何用浪漫、幽默、从容的态度与融入。
这种儿童化与老年化的并存，却恰恰挤压掉了中国人的青春时代，中国人于是没有反叛，没有与主流社会和前辈对抗的年龄段。要么是儿童，要么是老年，独独没有青春。
这种失去自我，不懂得自我经营的事情在中国人的婚恋问题中特别突出。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人热衷于为他人介绍结婚对象，当人们发现一个人没有结婚，“形单影只”的时候，总是生出一种可怜感，认为他是“孤独”的和不能自理的，于是一定要帮他介绍一个人结束他的单身状态。
很多中国人对于如何组织去追求异性，往往不知所措，不懂得如何组织，不懂得如何愉悦对方，而往往是把对方吓坏，如此产生很多畸形的恋情乃至悲剧。
青春的一代往往对社会充满反叛，而这种反叛往往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中国人却没有这种反叛，所以社会的进步总是非常迟缓。
纵观二战后的世界青年成长史，你会发现中国的青年反叛史要比西方的青年落后十年，西方在六十年代有所谓“垮掉的一代”，而中国的六十年代却是由上至下的运动，及至八十年代，西方的青年走入社会主流，而中国才有了一些反叛的表现。
铲平主义
中国人对于自己在群体中的利益有一个预想，即我能得到什么，当自己得不到时，也不要他人得到，如果他人要在群体中出头，则必定要去阻挠，要实现群体的平均性。
当一个人太出色时，群体中的他人就以为你拥有特权所以区别对待，不再把你当作圈子内的人。而一个人如果有任何区别于他人的行为，人家就会认为你“自外于国人”，打压你而把你当作外人对待。
所以中国人做事情总是不敢以自己的原则为准，往往要看他人的表现行事。
及至今日，中国仍然有“仇富”的情结，有“共同富裕”的情结，还是“铲平主义”的残留。不能承认自己的局限，不能承认他人的长处，害怕的是自己无法与他人再结成可以“相对”的“二人结构”，无法使自己“安身”，这也是中国人的“儿童化”使然。
养与教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及至整个国家时，就变成了一种“教”与“养”的文化，中国的社会理想就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问题是，普天之下都被“养”，那么是谁来“养”“普天之下”的呢？当然就是政府。所以这个时候“政府”与“社会”就变成了一对“二人结构”，在中国，天下被称之为“家天下”，政府官员被称之为“父母官”，对官员的评价是“爱民如子”。政府负责对社会进行“教”化，好的政府，往往是使社会上众人都有所“养”的政府，一旦众人皆有所养，并且政府采取一些克制的态度，“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社会便认为政府是向自己交了心，遂向政府“交心”，来表明自己的“忠诚”，不会“作乱”，这样又使政府“安心”。另一方面，政府要对社会进行教育，这也跟家长“管教”孩子一样，不是由孩子去自主“发展”，而是规定固定的模式让孩子去走，中国家长最担心孩子“动”，因为“动”和“乱”相联系，所以，中国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防止社会的“动”与“乱”，而这固然要通过“教”与“养”来实现。
发表于 2019-11-19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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