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蒂芬·平克
译者：王培
原文副标题：对理性的（非必要）辩护以及对大学扮演促进理性角色的（必要）辩护
“我们生活在后真相世界”这一陈述是真确的吗？如果你回答”是”，那么正确的答案就是“否”，因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你已经在用证据进行评估了，所以证据仍然重要，事实仍然重要。在《怀疑论者》杂志（Skeptic magazine）2019年第24卷第3期的这篇极具洞见的封面文章中，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蒂芬·平克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没有生活在后真相世界。本文内容基于他在2019年6月举办的异端学术（the Heterodox Academy）年度会议上发表的主旨演讲。
任何敦促大学履行增进知识、真理和理性使命的人都会面临反驳：这些使命已属于20世纪的古董。难道我们不是正生活在后真相时代吗？认知心理学家难道不是已经表明，人类从根本上讲是非理性的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承认对公正理由和客观真理的追求是对启蒙运动的时代误置吗？
对于上述这些问题，答案统统为“否”。
首先，我们并没有生活在后真相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思考一下“我们正生活在后真相时代”这一陈述。它是真确的吗？如果认为是，那它就不可能是真确的。（老蝉注：“我们正生活在后真相时代”这一命题叫做“自毁命题”，即当其为真时，推出假；但当其为假时，无矛盾。“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真理”也类似。另一类命题为“自成命题”，即为假时，矛盾，为真时，不矛盾。如“这句话是可证的”。还有一类是“双向的自指悖论”，即为真时，推出假，为假时又推出真。如罗素的理发师悖论。）
类似地，人类并非是不理性的。思考一下“人类是不理性的“这一陈述。该陈述是理性的吗?如果是，那它就不可能是理性的——至少，如果该陈述是由人类说出来并得到理解。（如果该陈述是由比人类高级的外星人在观察之后得出的结论，那另当别论。）如果人类真的是不理性的，谁来设定人类无法衡量的理性的标准？人类该如何区别非理性与理性？为什么我们应该相信他人，事实上，我们怎么可能理解他人？
在“The Last Word”（译者注：中文版书名为《理性的权威》）一书中，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表明，真理、客观性和理性是不容辩驳的。一旦你举例驳斥它们，举例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你在无意中诉诸了理性。内格尔把这种论证称为“笛卡尔式论证“，因为笛卡尔曾提出过一个著名论证：一个人思考自身存在这件事本身就表明，这个人必定存在。一个人在考察理由的有效性这件事本身也表明，这个人已经在诉诸理性。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我们不会有意识地去辩护、证成或相信理性，并且就像有时候人们宣称的，我们肯定不会信仰理性。正如内格尔所说，理性无处不在。虽然我们不信奉理性，但我们经常使用理性。
这种论证也许听上去在逻辑上有些强词夺理，但它的确构成了我们日常争辩的方式。只要你不贿赂或威胁你的听众同意你的看法，而是力图说服他们你的看法是正确的——说服他们应该相信你，说服他们你没有撒谎或者没有满嘴跑火车——那么你就是在承认理性的权威。只要你试图争辩我们相信某件事情的原因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别的方式，你就输掉了论辩，因为你在这么说的时候已经诉诸于理性。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必要为理性作辩护的原因，也许作这样的辩护甚至是不可能的。
至于“后真相时代”，记者应该弃用这一俗语，除非他们想用它来表达嘲讽。“后真相时代”的说法来自于人们看到有些政治家——特别是某一个政治家——谎话连篇。但政治家从来都会撒谎。人们会说，在战争中，真相成了第一个牺牲者，这一点在政治战争中同样如此。（在1960年代林登·约翰逊治下，政府“公信力危机”达到顶峰。）长期以来，政治人物对真相的歪曲或颠倒经常产生负面后果，比如，引发”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直到最近差点引发2019年“波斯湾战争”。
“后真相”这一俗语的另一个来源是近年来无处不在的“假新闻”。但这也不是新近出现的问题。詹姆斯·科塔达（James Cortada）和威廉·阿斯普雷·（William Aspray）即将出版的新书的标题——“假新闻之国：美国谎言和误读的漫长历史”（Fake NewsNation: The Long History of Lies and Misinterpretations in America）——就指出了这一问题，尽管这类漫长历史绝不仅限于美国。《锡安长老会纪要》，这份伪造的声称犹太人阴谋征服世界的秘密会议纪要，在随后几十年里让很多知名人物信以为真，包括工业企业家亨利·福特。关于某些少数群体背信弃义的谣言则煽动了无数的大屠杀、私刑处死和致命的种族冲突。
相信假新闻正在取代真相本身，这一信念需要得到事实的检验。在分析了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出现的假新闻后，安德鲁·格斯（Andrew Guess）、布伦丹·奈恩（Brendan Nyhan）和贾森·雷夫勒（Jason Reifler）发现，假新闻只占互联网新闻极小比例（远低于1%），而且这些假新闻主要针对很难被说服的党派死忠粉。假如你是一名狂热的右翼分子，一旦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个帖子说，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比萨店是希拉里·克林顿参与的虐童组织的大本营，你很可能就会信以为真，而这一现象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然而，我们应该弃用“后真相”这一俗语的主要理由在于，它是有害的，可能还会形成自我强化。它会使得我们弃理性和真相于不顾，用我们自己的谎言和恐吓与坏人的谎言和恐吓作斗争。但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让我们回到智人（Homo sapiens）的非理性是不可救药的这一断言。它的提出是由认知心理学对幻觉和偏见以及对漫画式演化心理学的研究造成的，这种演化心理学认为，我们的行为就像受到了与蜥蜴类似的大脑的控制，能迅速从简单的线索中探测到危险。这意味着，即便智人的大脑已经适应了石器时代，他们的大脑仍然像蜥蜴一样简单。作为对认知和演化心理学略知一二的人，我可以在这里告诉你，对人类心智运作方式的这种描述是不准确的。
在约翰·图比（John Tooby）和伊尔文·德沃尔(Irven DeVore)（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是未署名的作者）撰写的经典论文中，这些演化心理学家认为，智人通过演化填补了“认知生态位”（Cognitive Niche），过上了有社会合作、语言和技术知识的生活。我们的先祖不断在演化，种族志记录显示，作为食物搜寻者，他们为我们留下了生活证据，表明他们已经开始围绕其周围世界构建心智模式，而这些模式使得他们可以解释、预测和控制事物，做出对他们有利的举动。这里举一个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提供的例子，他与亚马逊雨林中的狩猎-园艺人亚诺玛米人（Yąnomamö）一起生活了30年，描述了他们获取食物的其中一种方式：
犰狳生活在几英尺深的地下洞穴中，洞穴面积不大，有几个入口。当在洞穴入口处看到在其他地方都不会出现的一群聚集的昆虫时，亚诺玛米人就知道洞穴里有犰狳，他们会烧起烟火，把犰狳熏出来。产生烟火的最佳燃料是来自于旧白蚁巢的硬壳物，它烧起来很慢，却能产生大量的热和烟雾。亚诺玛米人将一堆这种材料在洞穴入口点燃，烟雾就会进入里面。通过观察烟雾升起之处，另一个洞穴入口的位置很快就能被探测到，他们会用泥土把该入口封起来。然后，他们伸展手臂和膝盖，耳朵贴在地面，听犰狳在洞穴中运动的声音。当听到有动静时，他们就会开挖，直到打破洞穴，运气好的话，捕获犰狳。
偶尔，在挖了好几个洞却一无所获时，有人就会扯下一根大藤条，把结绳绑在藤条尾端，然后将绑有结绳那一端放进洞穴入口。他会用双手捻转藤条，慢慢把它送进洞穴深处。而此时，他的同伴耳朵贴在地面，注意听结绳是否因为碰到犰狳而发出声响，如果有了声响，就在那个位置做个标记。他会折断位于洞穴入口外面的藤条，再将位于洞穴里面的藤条抽出来，然后沿着洞穴的轴线把它放在地上。其他人就会在他们听到结绳发出声响的洞穴上方往下开挖，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被烟雾窒息的犰狳。
这一成功捕获过程涉及大量的理性思考。
民间科学家家路易斯·利本伯格（Louis Liebenberg）绕了半个地球的距离，研究了喀拉哈里沙漠中桑族人使用的追踪技术。他们是很有耐心的猎人，通过动物足迹来追踪动物。尽管多数有蹄类动物比人类跑得快，但这些动物不擅长散热，如果跑动距离太长，会翻倒在地，然后猎人用石头或矛就可以将其致死。桑族人狩猎成功取决于他们的猜测能力：他们基于足印、弯曲的树枝、杂乱的鹅卵石等稀少的信息——通常用这些信息可以猜出动物的种类、年龄、性别和状况——就能形成关于动物行踪的假设，反过来，这些猜测又使得他们能够预测动物的运动情况。一个深深的蹄印意味着当时附近有一只机警的跳羚，它在运动时需要蹄子踩牢地面；一个浅平的蹄印表明那可能是一只沉重的捻角羚留下来的，因为它需要宽大的蹄子支撑自己的体重。然而，这些情形不仅涉及猜测，还涉及推理。就像他们会停下来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他们也会参与争论，阐述各自的逻辑，为自己的方案辩护。利本伯格还见到了很多怀疑论的证据，比如，有一个年轻的猎人反驳了一个老猎人的猜想。事实上，桑族人的怀疑论还延伸到了他们的神话和传说。利本伯格写道：
纳姆卡……向我讲述了一个太阳如何像一只大羚羊的神话。大羚羊穿过天空，然后被生活在地球西方的人杀死了。太阳落山时天空中的红色光芒就是大羚羊流出来的血。在人类吃掉大羚羊后，他们把肩胛骨抛上天空，让它重回东方，然后在那里掉入一个池塘，再重新长出一个新太阳。有时候，人们会说，你能听到肩胛骨飞过天空发出的嗖嗖声。在讲述了故事的诸多细节后，他告诉我，他认为“老人”撒了谎，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肩胛骨飞过天空，或者听到嗖嗖的声响。
所以，如果有任何人试图以我们的演化起源作为理由为非理性和传统教条辩护，我会说：不要谴责狩猎者和采集者。理性推断、怀疑主义和争辩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在草丛中听到沙沙声响会马上站立不动一样（译者注：这里指人类遇到蛇的恐惧和反应）。
但为什么演化会选择真理和理性呢？答案在于，现实本身是一种强大的选择压力。正如科幻小说家菲利浦K·迪克（Philip K· Dick）所说，“现实就是那样一种东西，当你不再相信它存在时，它依然存在。”无论你怎么想，洞穴里要么有犰狳，要么没有。人类无法推断出犰狳在哪里或者如何杀死它，拥有这种刻板成见或惯性思维的人最终会被饿死。
言归正传。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我要不厌其烦试图用数据和图表说服人们，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即便面对相反的证据，人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但这种说法言过其实了。当证据挑战了与他们社会身份相关的神圣信念时，人们的确会更加固执和笃信。但奈恩和雷夫勒的研究已经表明，证据能够改变人们的想法，甚至改变人们在政治议题上的信念，比如，（对右翼分子而言）全球温度是否已经上升，或者（对左翼分子而言）2007年乔治 W·布什对伊拉克增兵是否有助于减少恐怖袭击。当事实以清晰的图表显示出来时，甚至党派死忠粉也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让人们不再以偏概全地认为人类是非理性动物的第三个理由是，很多证明人类非理性的研究案例——诸如阿莫斯·特维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的经典实验——取决于信息如何呈现于受试者以及理性如何被定义。认知心理学家戈尔德·吉格瑞泽（Gerd Gigerenzer）已经表明，当信息以符合人类直觉的方式被呈现给受试者时，很多认知幻觉和谬误就消失了。
所以，如果我们的确有理性能力，那为什么我们常常很不理性呢？有这么几个原因。最明显的一个曾由赫伯特·西蒙提出，作为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理性必定是有局限的。一个完美的理性人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能做到时刻都很理性，并且能记住所有信息。但其实我们常常会为了效率而牺牲准确性。
还有，尽管现实总是一种强大的选择压力，我们自身的演化速度没能跟上近几百年和近一千年来有利于获取真理的技术的发明速度，比如，写作、定量数据分析、科学方法和专业知识。
令人厌恶的是，事实和逻辑还会贬损我们的自我认同，比如，我们认为自己是高效的、仁厚的、有能力的，我们都希望自己是不会犯错的、无所不知的和道德崇高的人。理性会破坏这种自我期待，因为令人难堪的真相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我们都不过是凡人。对事实和逻辑的拒斥往往是对自我认同威胁的一种破坏性掌控。
信念还可以成为表达对组织忠诚的一种方式。正如图比指出的，信念越匪夷所思，表达的力度就越强。宣称石头会掉落地面而不是升上天空，这一表态很难让你向部落确证你的忠诚，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这么宣称。但如果你说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或者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比萨店是希拉里·克林顿参与的虐童组织的大本营，你就是在展现你愿意为了团队而冒险。
在公共领域，群体忠诚是非理性的被低估了的来源，尤其涉及类似演化和气候变化等已被政治化的科学议题时。丹·卡汉（Dan Kahan）已表明，与多数科学家的看法相反，对人类演化或人类造成了气候变化这一事实的否认并不是由对科学知识的无知造成的，否认者与接受者知道同样多的科学知识。他们只是因为政治立场而否认事实：立场越靠右，否认者越多。
卡汉写道，关于这种“表达式认知”（expressive cognition），存在着一种一意孤行的理性。除非你是很小一群决策者和影响者中的一员，否则你在气候变化上的看法对于气候问题不会有任何价值。但如何表态对于你是否被你的社交圈子接纳却有着重大影响——往好了说，你被视为圈子的一员，尽管仍不属于决策者和影响者中的一员；往坏了说，你将被视为叛徒。对于现代大学中某些否认气候变化由人类造成的人而言，或者对于美国南部乡村或中西部社区某些笃信气候变化由人类造成的人而言，如何表态影响着自己的社会身份。所以，对于拥护所在社交圈子信奉的理念的人而言，这种表态是一种一意孤行的理性。问题在于，对于个人而言理性的信念对于国家或地球或许是不理性的。卡汉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信念共识悲剧”（Tragedy of the Belief Commons）（译者注：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现象叫“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意指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会损害群体利益。作者在这里既套用了“公地悲剧”这一术语，又表达了与该术语类似的含义）。
理性的另一种悖论叫作“多数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或者叫作“沉默螺旋”，意指每个人都相信其他人相信某件事，但其实没有任何人真正相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大学兄弟会上喝酒的情形：1998年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很多男同学误以为其他男同学也把滥酒视作一件很酷的事情，于是在整个大学期间，他们会自我倾向于认同这种错误的规范。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女学生对偶尔的性行为的态度上。
那么“多数无知”是如何产生的呢？错误的信念何以能让自身得到广泛传播呢？迈克·梅西（Michael Macy）和他的同事表明，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强化。不仅错误的信念从未遭受挑战，而且群体成员认为他们必须惩罚或谴责那些不相信该信念的人——这种看法又产生于一个同样错误的信念，即如果不做这样的谴责，他们自己就会因此而被谴责。谴责是维系群体团结的一种方式，足以导致一系列先发制人、自我强化的谴责，有时还会导致“极为流行的妄想和群体癫狂”，就像政治迫害（witch hunts）、各种泡沫和疯狂投机。有时候，谎言会被公众的惊叹戳穿，比如，皇帝没穿衣服，但需要一个天真的男孩或一个敢讲真话的人站出来。
阻碍理性的因素——理性的局限性、获取真理机制的新近性、自我认同、代价极大的表态、多数无知——在数量和力量上都令人感到沮丧，但还是有一些力量能让我们成为人性中的理性天使。这些理性赋能因素已经得到诸如乔纳森·巴伦(JonathanBaron)、丹·斯珀伯（Dan Sperber）、雨果·梅西埃（Hugo Mercier）、斯蒂芬·斯洛曼（Steven Sloman）和贾森·菲恩巴赫（Jason Fernbach)等心理学家的研究，他们中有很多人从亚伯拉罕·林肯阐述的另一个原则中获得了灵感：“你可以一直欺骗某些人，你也可以在某段时间欺骗所有人，但你无法永远欺骗所有人。”存在着很多激励方式、助推手段、规则和机制，使得我们作为集体成员能够比作为独立个体更具理性。
其中一种方式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让人们阐述自己的立场。结果，当必须具体解释他们提出的政策时，很多持有狂热立场——比如说，在奥巴马医改法案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问题上——的顽固分子就变得哑口无言了。当人们碰到自己不熟悉的事实时，他们在认知上对自己持有的观点会变得更为谦逊。相关的助推方式还包括让人们在中立者面前捍卫自己的观点，驳斥对立的观点；或者让他们加入一个必须要达成共识的小组。巴伦建议人们应明确支持一种他所谓的“积极的开放心智“的美德：总是对你自己的看法进行深入反思；总是寻求异见。这些方法很早以前就由犹太拉比发明出来了：先让你的犹太学生就某个具有争议的教义的某个立场提供最强有力的辩护，然后让他们站在相反的立场为其提供最强有力的辩护。
认知心理学本身提供的知识也是很有助益的：人们应该理解和学会避免常见的已经得到心理学家确证的偏见和谬误，比如，可得性谬误（拿趣闻轶事进行推理）、代表性谬误（从刻板成见中推理）、确证偏见以及赌徒谬误。另外，坚守经验法则也是有帮助的：不说大话，言出必行；实践出真知。科学家们经常参加对抗性合作，对某个假设持有相反看法的理论家聚集在一起，提出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实践检验标准，只要通过该标准验证，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所以，如果人们服从规则，使用理性能力，克服非理性因素，人们就能具有群体理性。这些规则有很多已经在各种机构中得到了应用，而这些机构又构成了现代自由民主的框架：自由的媒体取代了政府的宣传；能够进行争辩的司法系统取代了严刑峻法或由流氓主持的正义；同行评议的科研成果取代了权威和教条；具有核实和平衡功能的慎思民主取代了独裁专制。它们的运转不需要诉诸于让个体具有超人般的理性，而是将个体放置在智识多样性能够摧毁权威和顺从的环境之中。正如詹姆斯·麦迪逊所说，“野心必须要与野心正面交锋。”
然而，用规范和机制增进理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吗？答案可能听上去让人震惊，这些规范和机制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发挥主导作用。在诸多领域，这个世界比几十年前更加理性了。新闻行业用诸如“PolitiFact”这样的事实核对机构作为长篇调查报告的补充材料，因为如果政治家的言论未经核实，就会引发读者抗议。此外，由于民意调查机构的结果有样本噪音，除了引用该结果，我们已经看到数据新闻机构的崛起，包括NateSilver旗下的fivethirtyeight.com。预测不再是一门属于专家、领袖和预言者的暗黑艺术，而是得到了菲利浦·泰洛克笔下的超级预测者们的改进，他们融合了数据、贝叶斯推理和积极的开放心智，从而对明确界定的事件做出谨慎预测。
医疗领域早已见证了基于实验证据的医药行业的崛起（它很好地回应了一句俏皮话：“你把有证据支持的另类医药（alternative medicine）叫做什么?医药(medicine)。”）犯罪和治安管理正在抛弃各种“万能药”、“创意法”和“根本原因”理论，拥抱像“Compstat”这样的基于数值计算的系统，该系统利用了大部分暴力只发生在很少的区域以及由很少的犯罪者实施这一事实。如果你能知道这些犯罪者是谁，在哪里，你就能让谋杀率迅速下降，就像纽约城在1990年代所做的那样（不到10年犯罪率减少了75%）。慈善事业正在被有效利他主义重塑，试图在点燃捐献者热情的做好事的动机与用量化方式真正改善受益者生活的行为之间作出区分。精神疗法也不再只依靠沙发和笔记本，而是使用了“反馈-知情疗法”（Feedback-Informed Treatment），每日记录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行为，从而判断医治干预是帮助了病人，还是伤害了病人。
政府制订政策开始更少基于意识形态和官僚作派，而是更多基于证据，真正评估让街道更安全的因素以及让孩子不辍学的办法。“行为洞察”（Behavioral Insights）计划或者所谓的”助推”（Nudge，以理查德·泰勒和卡斯·桑斯坦合著之书的书名命名）计划能够操控软件的用户界面和政府项目的选项设计，从而使人们在不受强制或不受欺骗的情况下做让他们受益的事情。多亏了开源数据库以及诸如OurWorldInData.org、GapMinder.org和HumanProgress.org等互动式数据图表网站的存在，社会经济数据不再封存于学术档案以及成为政府和非盈利机构的私用数据库，而是可以很容易被任何人使用网页浏览器察看。竞技体育已经在使用数据分析（参见迈克尔·刘易斯的畅销书《点球成金》），更擅于此道的球队可以击败财力更雄厚的球队，而无需靠猜测判断球员能力和状态。诸如LessWrong.com、SlateStarCodex.com和Skeptic.com等网上“理性社区”（rationality community）致力于宣扬理性，展现认知偏见，改善推理、决策和观点形成的品质。甚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实核对方式也已经被诸如snopes.com和“维基百科“等传奇网站颠覆了，现如今它们的数据规模已是《大英百科全书》的80倍，而信息准确度则大致相当。（最近有一部名叫”谷歌时代之前的生活“（Life Before Google）的动画片，里面有个男人在酒吧高脚凳上自言自语，“我想知道是哪个演员在《吉利根岛》（译者注:1964年上映的美国电视连续剧）里扮演船长角色，”他的同伴回答说，”我觉得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诚然，理性并没有在每个领域得到增进。在有些领域，它似乎衰落得还很快。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选举政治，它几乎注定要抑制我们的理性能力。选民会对不影响他们个人利益的事务投票，也没有压力让自己熟悉与投票有关的议题，或者也不需要为自己的立场辩护。选民如何对类似能源和医保等实践议题投票往往与其在类似安乐死和是否同意学校讲授演化论等问题上持有何种立场捆绑在一起。然后这种捆绑又延伸至地域、种族或宗教群体，鼓励群体作出“表达式认知“。受到媒体影响，选民投票就像是在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一样，把政治议题视作赛马，鼓励零和竞争而非明辨政治人物的品格及其提出的政策。正如最近《纽约时报》社论（我对这篇社论做了点小贡献）所说，“社交媒体正让我们变得更蠢。”曾几何时，很多知识分子还在哀叹民众能够接触到的大众媒体太少了。一些媒体公司利用生产和传播资讯的寡头优势，与政府勾结，“制造共识”。正如我们常说的，媒体自由属于那些拥有媒体的人。社交媒体提供了让民众发声的机会。
然而，我们应该对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抱有审慎态度。我们对社交媒体的网络机制仍知之甚少，而且它们也还没有具备像学术界对论文进行同行审查和评议那样的机制，而这种机制对于让真理从自我认同、群体团结和多数无知的浑水中冒出来并成为主导力量是必不可少的。从目前来看，社交媒体已经变成了说教式哗众取宠和先发制人式扣帽子相互交织的言论发射台。
如今，我们正生活在理性不平等的时代。在精英圈层，我们的理性程度前所未有地高，但在底层群体，很多方面都呈现出人类心理最糟糕的一面。在改善机制、培养人性中的理性天使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这就使我不得不谈及大学的角色。大学应该成为促进理性的主要机构。它们拥有诸多优势和条件，能够实现增长人类知识、将知识传递给年轻人的使命。州立大学和学院由政府资金资助，私立大学拥有巨额学费和大量研究资金，还有免税优势。终身教授这一特殊机制的设置可以保证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可以表达异见，而无需担忧被禁言或解雇。如今的大学学费实在过高，臃肿的官僚人员吞噬了学费，而政府补贴也部分造成了官僚人员的膨胀，并且缺乏对学校资金和人员编制的监管。大学还有授予学位和把关学业质量的特权，学位通常是找工作的敲门砖，但毕业生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在大学就读4年是否具有附加值仍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有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一种说法，毕业证更多只是对智力和自律的近似测试，而不是对实践知识和技能的证明：学生花了25万美元学费做了一次IQ和棉花糖测试（译者注：一项衡量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延迟满足自己欲望的测试，也可用来衡量一个人的自律能力）。）
尽管有这些优势，大学已经因为左翼正统的单一文化以及对异端观点的偏狭压制而变得臭名昭著了（我不会评论最近发生的蠢事，只会提到两个词：Halloween costumes（万圣节服装）（译者注：美国最近发生了女明星为让孩子进入名校而行贿大学的丑闻，有商家专门制作了一种用于万圣节的性感服装在网上兜售，一方面讽刺女明星，另一方面讽刺大学，宣称当妈妈的都应该买这种性感服装去诱惑大学招生人员。批评者认为商家的相关做法很恶俗。）正如民间自由主义者哈维·西尔维格拉特（Harvey Silverglate）所说，“你可以在哈佛广场（译者注：跟其他大学一样，哈佛大学没有围墙，是一个片区，哈佛广场位于广义的片区，但不属于真正的校园）说这话，但不能在哈佛校园说这话。”
我们应该对现代大学作为理性促进机构冷嘲热讽吗？让我把这个问题放进历史视野来考察。我曾在写作两本书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感悟，这种感悟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能够为今不如昔现象提供最佳解释，那一定是因为你的记忆太糟糕了”。作为1970年代进入大学的一名大一新生，我有过一段早期经历，让我见证了发生在校园主楼教室的一场争吵。一个支持社会主义者民主派与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联盟（或者叫列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民主社会主义者联盟？）的学生向一个持有异见的学生吼道：“法西斯主义者没有权利说话！”
在整个1970和1980年代，诸如亚瑟· 詹森（Arthur Jensen）、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 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托马斯·布查德（Thomas Bouchard）和林达· 哥特福雷德森（Linda Gottfredson）这样的行为科学家不会受邀在校园发表演讲，有的遭到开除，还有的甚至遭受了人身攻击。例如，1984年的一张海报刊登了演化生物学家E.O.威尔逊的一场演讲预告，威尔逊不可能是左派所谓的“右翼统治者的预言家”，但极左分子还是呼吁其他学生去“砸场子”。所以，如今谈到对非左翼思想不宽容的压制时，不要责怪千禧年一代或数字潮一代（iGen）。与比利·乔伊（Billy Joel）（译者注：美国著名的婴儿潮一代的代表歌手，曾唱过一首名为“We Didn't Start the Fire”的歌）的歌词相反，我们婴儿潮一代的确点燃了大火，承认这一事实并不是要否认今天燃烧的大火似乎已有失控之势。
为什么大学没能实现人们认为它们应该实现的根本使命，也即是促进具有开放心智的理性呢？有这么几种可能。在《受溺爱的美国心灵》（In 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中，格雷格·卢克亚诺夫（Greg Lukianoff） 和乔纳森·海特已经提出，简而言之，婴儿潮一代当上父母后，成为了虎爸虎妈，将数字潮一代培养成了“脆弱的雪花”，碰到任何让自己感到轻微不爽的观点都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另一种解释则与同质性的增强有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尤其自由主义者和他们的后代生活在城市和人口密集的郊区，导致大学校园形成了统一的立场。社会学家布拉德利·坎贝尔（Bradley Campbell）和贾森·曼宁（Jason Manning）描述了“受害者文化”（ a Culture of Victimhood）的兴起，一个人的声誉不是来自对报复威胁的化解（“荣誉文化”（a Culture of Honor）），也不是来自控制情绪的能力（“自尊文化”（a Culture of Dignity）），而是基于种族或性别声称自己成为了歧视的受害者，可以预见，这种伤害一定会得到校方的纠错和补偿。由于任何一种类似的机制都能织成一张被“谴责流氓”强化的“多数无知”之网，我们就无从知道有多少受到谴责的学生骨子里是反对学术界主流观点和“受害者文化”的，他们不敢说出来，可能只是因为他们错误地相信其他人与他们看法相左。
这种退步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我们在追求平等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的悖论式副产品。如今，大学里很少有人真正持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厌恶同性恋或跨性别等态度（尽管他们在这些议题的性质或族群差异的原因等问题上持有不同看法）。这意味着，谴责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厌恶同性恋或跨性别的行为成了一种有力的武器：既然每个人都憎恶这些偏见，人们就可以用这些偏见来妖魔化对手，反过来这又造成了一种对于被妖魔化的恐惧。这样的谴责是尤为有害的，因为被谴责者几乎不可能做到自我辩护。“我有些最好的朋友是跨性别的人”，这话说出来谴责者也会觉得好笑，这并不是不正常的现象。此外，对一个人进行无偏见测试或者追踪一个人促进妇女和少数族裔平权事业的行为记录，这些做法也并非无可指摘。这就造成谴责者在进行自我谴责（反思）之前会先谴责他人的偏见：这是为数不多的先发制人式自我防卫的手段之一。
我们应该关注大学里发生的情况吗？有时候，人们会说，学术争端之所以可以很激烈，是因为大学为此承担的风险很小。但事实上，风险是很显著的。一个明显的风险是，大学如果不能履行自己增进知识的法定职责，就无法换取巨大的社会资源和信任。另一个风险是，大学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正如安德鲁·苏利文（Andrew Sullivan）在2018年所写道的，“如今我们都生活在校园中。”政治正确和社会正义等争议性话题已经从象牙塔进入了科技、商业、医疗和政府领域。
更为糟糕的是，校园里的不宽容现象正在损害大学对诸如气候变化和枪支暴力等重大课题所作研究的信誉。右翼怀疑论者会说，“如果气候科学家一致同意人类行为一直在对地球造成威胁，那为什么我们应该重视气候变化呢？（还有类似的议题可以让这些人提出类似的疑问）科学家只是在校园工作，而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看法是纸上谈兵的教条。”
允许大学压制公开论辩的最大危险在于，它取消了对立方作出对等回应的机会。极左思想往往是极右思想的温床。我已经看到过这种现象发生，它也发生在我以前的学生身上。当人们发现某些观点是不能表达的，当他们看到发表异见会被取缔演讲资格，看到异见分子会遭到人身攻击，或者因为引用某些事实、推进某些观点而被妖魔化，他们就会得出结论，“你无法直面真相！”既然他们不能与大学里的学生和老师讨论异见，他们就会退缩到其他的话语领地，主要是互联网讨论小组，在那里这些异见会变得更强硬，更极端，因为缺乏批判者的参与。当关于禁忌假说的某个版本在校园里被压制，而该版本细节丰富，运用了统计数据和方法，考虑了多个因素，论证有力，但在伦理上很敏感，并且仍属于推断性假说，这个时候，一种简化的、非黑即白的、单因素的、夸大其词的、有害的版本就会在校园之外流行起来。这一现象已经发生在对资本主义、跨性别者产生的原因以及不同族群和性别差异等问题的争论上。
正因为我们还没有生活在后真相时代，所以我们必须捍卫大学促进真理和理性的使命。人类的确常常很不理性，但也并非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都如此。促进真理的规范和机制能够而且必将激发出人性中的理性天使，我们已经在诸多领域取得了这方面的成功，尽管理性的增进似乎有不平等的倾向。由于逐渐受到政治服从和压制异见表达的影响，大学似乎没能实现自身使命，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大学履行职责至关重要：它们可以以此回报它们得到的特权；确保对重大议题的研究具有公信力；通过让学生评判温和而缜密的思想，引导学生反对极端的和简化的思想。
关于作者：
斯蒂芬·平克是哈佛大学约翰斯通家族心理学教授、著名认知科学家，著有《语言本能》、《思想本质》、《白板》、《风格感觉》、《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以及最新的《当下的启蒙》等书。
发表于 2019-11-9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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