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转自：保守主义评论
哲学园鸣谢
按：本文摘录自伊波利特·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黄艳红 译），第一卷第三章，2018年版，第209-219页。………………
1
我们已经看到了科学取得的成就，我们也描述了取得这些成就所依靠的精神；这些成就之中诞生了一种学说，它就像神启一般，并觊觎着人类事务的管理权。当1789年日益临近时，可以说，“在这个启蒙的世纪”、“理性的时代”，人们觉得从前的人类处于孩童期，今天他才“长大了”。真理终于第一次大白于人世，人们即将看到它主宰整个地球。真理的权力至高无上，因为它是真理。它应该支配一切，因为从本质上说，它是普遍的。凭着这两个信念，18世纪的哲学变得像宗教，像17世纪的清教主义，像7世纪的伊斯兰教。同样受信仰、希望和热情的推动，同样具有传教和支配的精神，同样的强硬和同样的不宽容，同样有根据预想的典型去重塑人和整个人类生活的抱负。新的学说也将有自己的神学家、自己的信条、自己的民众版教义问答、自己的狂热信众、自己的裁判所，以及自己的殉道者。它的声音也像以前那些教义一样嘹亮，有如一位拥有与生俱来的独裁权的至上君主，任何反叛都是罪过或疯癫。但是，与此前那些信仰不同的是，它是以理性的名义，而不是以神的名义来树立权威。
的确，这是一种新型的权威。直到那时，在人类行为和观念的管理中，理性只享有次要和微弱的位置。权力和向导来自别的地方；信仰和服从是世代相袭的遗产；人是基督徒和臣民，因为他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和臣民。就在新生的理性哲学开始着手伟大的检验工作时，它周围有很多为人遵守的法律，有一个被认可的权威，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在这座建筑中，每块石头都相互依存，每一层都以下一层为依托。不过，共同的黏合剂究竟是什么呢？最底层的地基在哪里呢？婚姻、遗嘱、继承、契约、产权和个人所服从的全部民事规则，有时显得十分奇特，而且相互矛盾，究竟是什么赋予它们权威的呢？首先是久远的习惯，习惯因地区、土地的身份、个人的状况和地位而不同；随后是国王命人将习惯记录下来并认可习惯。不过，国王的意志、君主的至上权威、居于首位的公共权力，又是谁授权的呢？首先是它延续了8个世纪，这种世袭性的权利就像每个人在他的领地和田园中享有的权利一样，它是确定给某个家族的产业，在长子之间世袭交替，从国家最初的奠基者一直传给他的最后一位继承人；然后，是宗教教导人们服从既定的权威。那么，这宗教的权威来自哪里？首先是18个世纪的传统，是从前无数协调一致的见证，是此前60代人始终如一的信仰；其次，从源头上说，还有基督的显现和教诲，此外，从世界的起源开始，就有神的戒律和训谕。
因此，在整个社会和道德秩序中，当下的合法性来自过去；古老性本身就是一种依据，所有砌层都历经岁月的锤炼而巩固，在它们的下面，人们可以在地层深处发现最后的，也是首要的基石，那就是神的意志。在整个17世纪，上述理论依然以不变的习惯和内心的敬畏等形式存在于所有人的灵魂深处；对于这种理论，人们不会去审查。在它面前，人们就像面对有机人体的心脏一样；当要用手去触动它时，人们会退缩；人们会朦胧地意识到，如果触摸那颗心脏，它可能会停止跳动。最独立的思想家——笛卡儿首当其冲——也会因为沉迷于虚幻的思辨而“深感懊悔”，因为这种思辨遵循的不是由习惯开辟的大道，而是盲目的冲撞，它径直跨越山峦和悬崖”。当他们的信仰面临预先悬疑法的检验时，他们会对信仰作单独处理，视其为神殿中的“信仰真理”；不仅如此，他们自认为已经被撇开的教理仍然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虽然处于潜伏状态，但仍然发生效力，不知不觉地引导他们，这样，他们的哲学成了基督教信仰的某种前期训练或认证。
总而言之，在17世纪，主导性观念来自信仰，来自宗教实践，来自政治和宗教制度。不管理性承认不承认，知道还是不知道，它都是居于次要地位的，它只是一个发声器，一个助产士，宗教和君主制度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当理性被降低到这个地位，它的作用就是一位国务顾问、一位杰出的宣教者所起的作用，理性是受上级的派遣而到哲学和文学的园地中巡视的。理性的作用不是去摧毁，而是去巩固；实际上，直到摄政时代，理性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塑造虔诚的基督徒和忠实的臣民。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角色开始倒转了；传统从第一位降低到第二位，理性上升到第一位。一方面，宗教和君主制因为路易十四时代的无度滥行、因为路易十五时代的废弛和低能，一块块地拆除了世袭性崇敬和对家长的服从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本来是宗教和君主制的支柱，它将二者托举到一个更高的领域中，使其超越所有的争吵和质疑；于是，传统的权威不知不觉地弱化和消失了。另一方面，科学凭着层出不穷的惊人发现，一块块地垒起了普世信念和普世敬畏心的台基，科学正是以此为基础，从有趣的猎奇上升到公共权威的层次；于是，理性的权威一步步扩大，占据了整个空间。当第二个权威罢黜第一个权威的时刻到来时，传统尚能持有的主导观念便受到理性的攻击。审查批判精神进入了神圣的禁地。人们不再屈从，而是去验证，宗教、国家、法律、习惯，总而言之，道德生活和实际生活中的所有器官都要经受分析考察才能保存，或者被修正、被取代，具体结果要看新学说开出的药方。
2
如果这个新学说很完备，如果理性能受历史启发而具有批评色彩，能够理解被它取而代之的对手，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因为，当理性不把对手看成应该被驱逐的篡夺者时，它也许会视之为长姐，这位长姐也应有一席之地。世代相袭的偏见也有不为人知的道理。它也像理性一样有存在的理由；但这些理由它找不回来了；它不再被视为有益的东西，而是被斥为伪经谬说。它的档案被埋葬了；要想提取档案，需要进行研究，但它不具备这个能力；不过，这些档案毕竟存在过，今天的历史学已经让它们大白于世。
当人们更为贴近地考察时，就会发现偏见也像科学一样，是以长期的经验积累为根源的：人们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尝试，最终证明某种生活或思考方式，是唯一适合于他们的境况的，在所有方式中，它是最可行、效果最好的，今天在我们看来仅仅是专断成规的制度或教理，最初被证明是符合公共利益的。时至今日，偏见也经常是有益的；至少，偏见的主要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偏见一下子消失，人便失去了许多世纪的智慧遗留给他的珍贵遗产，一下子堕入野蛮状态，变回他最初的模样：我想说的是，变为一只饥饿焦虑的狼，到处流浪和被追踪。在某些时候，这份遗产是欠缺的；今天仍有一些部落完全没有这种遗产。不可食人肉，不可屠杀无用或惹麻烦的老人，不可遗弃、出卖或杀害刚出生的孩子，一个女人只能有一个丈夫，对乱伦和违反自然的风习感到恐惧，一块独立的田地只有一个被认可的所有者，倾听有关羞耻、人道、荣誉、良知的高级呼唤：所有这类实践从前并未认识到，但它们慢慢确立下来，一起构成人类文明。我们衷心接受它们，但它们并不因此缺少神圣性，当它们历经沧桑、接受审查时只会显得更加神圣，因为它们向我们揭示了一种隐秘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把野蛮的兽群塑造成了人的社会。一般来说，一种习惯越是普遍、越是古老，它的根基便越是深厚，根基包括生理、卫生和社会预见力等方面。
可以认为，这种状况就像本能一样，是理性的一种不自知的形态。这种制度的合法性的最后一点在于，理性若要要有效力，就必须借用该制度的形式。一种学说只有在变得盲目时才会有效。理性如要进入实践、要管理人的灵魂、要转变成行动的动力，就必须以确定的信仰、已养成的习惯、固定的偏好、司空见惯的传统等形态沉淀于人的脑海中，而且它必须从智识那焦虑不安的高傲中走下来，像水垢一样凝结在意志之中静止的洼地上；只有在此刻，理性才能成为性格特质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但是，理性突然一下子不再具有敏锐和批判的眼光；它不再容忍矛盾或疑惑；它也不再承认存在局限和差异；它不再具有认识能力，对面临的考验认识不清。我们今天对无限进步的信仰，就好比过去相信人的原罪一样（编者按：原文如此）；我们仍然从上面接受各种现成的观念，科学院很像是过去的主教会议。除了某些专业学者，信仰和服从仍将是不假思索的，理性对于人类事务由偏见指引感到愤怒，但这种愤怒是错误的，因为若要指引人类事务，理性自己也必须成为一种偏见。
3
不幸的是，18世纪的理性是经典主义的，它缺少理解传统所必须的态度和证据。首先，人们忽视历史；学术研究排斥历史，因为它太沉重，令人厌倦；人们鄙视学究式的编纂，鄙视大部头的文献汇编，讨厌拖沓冗繁的评判工作。伏尔泰曾嘲笑本笃会的修士们。为了让《论法的精神》能流行，孟德斯鸠思考的是法律的精神。雷纳尔（Raynal）为了让他的《西印度商业史》显得时髦，特地将狄德罗的演说塞入书中。巴特莱米修士不得不在希腊风俗的真相之上附加一些单调的文学矫饰。科学被用来充当讽喻诗或演说者；粗糙的、技术性的细节会让名流人士不高兴；优美的文风应该省略或改造细枝末节，然而，正是这些枝节使得过去的人物独具特色，生动鲜明。就算人们敢于记录这些细节，也不会明白其意义和影响。同情的想象是没有的；人们不会走出自我，置身于遥远的视角当中，想象自己处于离奇而剧烈的思想状态，让自己体验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孕育时刻，正是在这些时刻，人类的思想酝酿出了某种有生命的创造物，如注定要树立威望的宗教，注定会延续长久的国家。
唯有靠经验才能想象，然而，这些名流人士的经验之中，又有多少能成为想象这分娩的痉挛时刻的素材呢？如此文质彬彬、如此和蔼可人的人物，怎能设想一个使徒、一个僧侣、一个蛮族或封建创建者的思想呢？怎能理解产生并维护这些人物的环境？怎能设想周边的人群？怎能了解萦绕着神秘的梦想的悲伤灵魂？怎能懂得那些凶猛激烈、受本能和意念支配的头脑——这种头脑半是思考、半是幻想，其意志就是些不可抗拒的冲动——呢？推理理性不能设想这类形象；为了将它们纳入自己笔直的条条框框中，必须简化它们、重塑它们；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变成了杜希的麦克白，《可兰经》中的穆罕默德变成了伏尔泰笔下的穆罕默德。由于不考察灵魂，人们当然不了解制度；人们无法想象，一种真理只有通过传说才能自我表达，正义只有通过强力才能确立，宗教必须披上祭司制度的外衣，国家必须采取军事形式，哥特式建筑也像别的建筑一样有自己的构架、比例、平衡、坚实、用途，甚至还有美感。还有，由于不去理解过去，人们也不能理解现在。
人们对农民、工人、外省市民乃至乡村小贵族没有任何正确的见解；人们只是从老远处观察他到的只是半个侧影，这个形象还被哲学理论和混乱的意识完全歪曲。“两三千”社交名流和文人构成了体面人的圈子，而且他们不走出这个圈子。如果说有时他们在城堡里或旅途中瞅见了人民，那也是浮光掠影，人民跟他们的驿马和农庄上的役畜差不了多少，虽然他们不乏同情心，但他们不知道人民模糊的想法和幽暗的本能。他们不了解人民思想中更为原始的结构，人民思想的匮乏和固执，人民日常生活的狭隘：这种机械的生活使人完全忙于体力劳动，成天为每日的面包操心，活动空间局限于目光所及的范围；他们不了解人民对地方圣徒的眷恋、对宗教仪式和教士的笃信，人民内心的怨愤、根深蒂固的提防心、基于幻想之上的轻信；他们也不知道，人民无法理解抽象的权利和公共事件，默默劳动的人民会在脑海中把政治新闻改编成鬼魂或奶妈的故事；他们也不知道，人民之中的恐慌就像羊群之中的恐慌一样容易蔓延，但人民暴怒起来就像公牛：所有这些性格特点都将在大革命中显露出来。
2000万或者更多人的思想状态还难以迈过中世纪，正因为如此，人们所能居住的社会大厦仍大体是中世纪的。对于这座大厦，应该消毒、打扫、安装窗户、推倒围墙，但它的基础、它的主体和总体布局应该保留；否则，大厦拆毁之后，居民要在露天扎营10年，就像野蛮人一样，到头来他们不得不几乎原封不动地按原来的模样重建大厦。在这些根本达不到反思层次的蛮荒灵魂中，信仰唯有靠具体象征物才能维持，服从只有靠外在强制才能产生；宗教只有通过教区神父才存在，国家只有靠警察才能存在。在18世纪所有的才智之士中，最明智、最富洞察力、最冷静的作家是孟德斯鸠，唯有他能看清这些真相，因为他既是学者，又是观察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但他的话语像是神谕，是些谜一般的格言警句；每当涉及自己的国家和时代的问题时，他就像踏上了炽烈的炭火一样一掠而过。这就是为什么他虽然受人尊敬但很孤独，他的声望根本不是一种影响他人的力量。
经典理性拒绝进行遥远的追溯，不想对古代人和当代人进行艰苦的研究。它觉得更为简便和舒适的是追随自己本来的偏好，对现实中的人视而不见，回到存放着流行观念的仓库里，拿出有关人的普遍概念，并根据这个概念凭空建造。由于这种天生的、决定性的盲目，经典理性看不到当代制度中有生命力的古老根基；既然看不到这些根基，它当然会否认其存在。对于它，世袭性偏见已成为纯粹的偏见；传统不再有存在的依据，传统的王国仅仅是篡夺而已。从此，这种武装的经典理性将同它的先辈开战，它要剥夺后者管理灵魂的权力，并以真理的统治来取代谎言的统治。
发表于 2019-10-22 12:45
收藏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