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流派的学者对于宗教问题看法不一,对于部分心理学家而言,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度,是否信教则是个决策问题。
但是,鲜有人会联想到,决策领域的两大对立理论模型(分析式系统和启发式系统)都曾经试图将自己的决策模型应用于分析和解释我们为什么信仰上帝。
属于分析式系统的期望价值理论产生于对“帕斯卡的赌注”的分析;启发式系统的齐当别抉择模型试图解释为什么“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风险决策的这两类模型用决策科学的语言,将信不信宗教问题简化为可证伪的选择问题,用于分析和解释我们为什么信仰上帝。
分析式系统 | 启发式系统 | |
加工过程 | 串行(serial)加工 | 并行(parallel)加工 |
加工速度 | 慢 | 快,反应自动化 |
所需心理资源 | 多 | 少 |
受外界因素干扰 | 小 | 大 |
心理学家关注风险决策问题几十年,然而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关注风险决策问题已经几百年了。最为学术界所热议的是法国思想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其著作《思想录》中记载的“帕斯卡的赌注”,即: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但是我知道,如果他不存在,我作为无神论者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如果他存在,作为无神论者我将有很大的坏处。所以,我宁愿相信上帝存在。帕斯卡对基督徒生活的分析论证在学术界被普遍认为是历史上首例风险决策分析。
在上述公式中, pi和xi分别代表随机事件i发生的概率及产生的结果。
用表格形式(表1)表征“帕斯卡的赌注”:
表1 不同状态世界下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结果 | ||
选 项 | 状态世界 | |
上帝存在 | 上帝不存在 | |
过基督教徒生活 | 得以解救(100) | 轻微不便(-5) |
过常人生活 | 受诅咒(-100) | 正常生活(0) |
由表可知,假设我们可以给不同状态的结果赋予价值:赋予“得以解救”值最大,为100;而赋予“受诅咒”值最小,为-100;赋予“正常生活”值为0,赋予“轻微不便”值为-5。
根据表1所假定的赋值,在此假设“上帝存在”概率为0.5,可得“过基督教徒生活”选项的期望价值是:
显然,“过基督教徒生活”选项的价值要大于“过常人生活”选项的价值。只要“上帝存在”的概率不是太小(在上述赋值的情况下,只要不要小于0.025),过基督教徒生活便是值得的。
“帕斯卡的赌注”用EV模型来计算信上帝/不信上帝的总价值:EV模型中高度抽象的“结果”代表获益和损失,“概率”代表上帝存在与否的状态。帕斯卡将虚幻的信教问题,简单明了地描述为风险选择的科学问题,对风险决策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几代风险理论发展。当代最有影响力的风险决策理论——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 PT)的核心公式——
其算法便是源于“帕斯卡的赌注”。
启发式决策: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司马贺认为决策者受计算能力等限制,并非无限理性,而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近20年来一些研究者在此假设上进一步提出:基于生存需要,人们会利用更加简洁、更加实用的策略进行决策。他们发现,启发式(heuristic)策略对于决策结果的预测准确性达到甚至高于复杂的策略(如预期理论)。因此他们建立了占优启发式模型(priority heuristic)、齐当别抉择模型(equate-to-differentiate theory)等更为简洁的决策理论。
有趣的是,在分析式决策研究了“帕斯卡的赌注”之后,启发式决策不约而同探究了同一个决策问题——“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即,齐当别抉择模型对耶稣所言“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分析和诠释。
马太福音19章(少年富人)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懮懮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齐当别抉择模型作为一种启发式决策模型,其核心观点是在某种形式上辨察选项之间是否存在优势性(dominance)关系。即:当处于甲选项在最好可能结果维度上优越于乙选项,而乙选项在最坏可能结果维度上优越于甲选项的情况下,人们必须在某一维度上将差别较小的两个可能结果人为地“齐同”掉,利用“弱优势”(weak dominance)原则在另一维度上将“辨别”差别较大的两个可能结果作为最终抉择的依据。由此分析,少年富人的问题是在信息匮乏的情况下进行的二择一选择,分别从正反两方面看备择结果。
少年富人的选择结果是,将结果视为偏爱保守受益时偏爱保守选择A(肯定保持人间的财富)﹔将结果视为受损时偏爱冒险选择D(失去天国的财富或者一无所失)。该结果与特维斯基和卡尼曼的“亚洲疾病问题”所显示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完全吻合——人们在受益框架下表现为风险规避;而在受损框架下表现为风险寻求。
李纾为了检验齐当别抉择模型是否能对上述问题进行解释,曾以“$1($1000)”替代“人间的财富”;以“一笔数量未知的钱财”替代“天国的财富/永生”,对受益和受损的两种情景都做了模拟。仅以受益领域为例,其要求被试做的选择任务与匹配任务如下所示:
根据齐当别抉择模型的假设,当确定选项为“肯定获得$1”,如果人们认为C的差异大于D的差异,人们应该选B;当确定选项为“肯定获得$1000”,如果人们认为D的差异大于C的差异,人们应该选A。
实验结果支持了齐当别抉择模型的假设(72%的被试选择A,83%的被试选择D)。为提升研究的生态效度,我们从假想钱财/真实现金的角度,借用具身认知的研究发现设计3个新实验。
实验1中要求不同被试假想身处不同的贫富条件,对模拟备择选项进行选择。
结果与圣经预测相同,在家徒四壁条件下69.0%被试选择不确定(风险)选项(即圣经中跟从耶稣的选项),在家产万贯条件下74.4%被试选择确定选项(即圣经中不跟从耶稣的选项)。
实验2中用真实的现金(彩票)来操纵贫富水平以及获益量。被试在进行不相关实验的结束阶段选择不确定选项A或确定选项B作为实验报酬。被试的贫富水平由确定选项B来决定。
实验2结果同样表明越富有的世人,越难放弃已拥有的财富去追逐不确定(风险)的选项(可能领受天国的财富)。
心理学有关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研究发现,人们倾向于将物理位置的高低与价值判断的好坏或道德判断的高尚低劣相关联。我们因此推测:位于高处(如天堂)的选项,其价值应被知觉得更大。如果将实验2中的不确定选项(选项A)置于更高的物理位置,其AB选项间可能结果的差异应被知觉得更大,也就更容易导致人们选择不确定选项(选项A)。
实验3沿用实验2所采用的AB两选项(确定选项B为人民币5元),被试在完成不相关实验后选择A或B作为实验报酬。不同的是:两选项由图示方式展示(见图2,按照实际大小的⅓比例缩小)。
问题3:以下两个奖励供您选择,您可以挑选其中之一,请打勾表示:
实验3结果表明,“不确定选项”放置的物理位置越高(越接近天国),选择“不确定选项”(可能领受天国的财富)的人数越多。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从1311年林肯座堂的尖顶超过吉萨大金字塔的高度开始,到1884年华盛顿纪念碑建成,期间有一连串的基督教堂享有世界最高建筑的头衔。
圣经对冒险行为的诠释是:“事件发生概率”不是人们赌不确定事件意愿的函数,而“拥有的财富量”才是人们赌不确定事件意愿的函数。以上3个实验说明,齐当别抉择模型同样把焦点集中于财富量上。然而该模型认为“财富量”对不确定决策的影响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即,少年富人不跟从耶稣的缘由并不是他生性“为富不仁”,而是太难将“肯定”与“零”结果等同视之。相比之下, “齐同”任务于一个不名一文的穷小子则易如反掌。
与马太福音这个少年富人的故事相辅,当代的富裕国家,如芬兰、瑞典等,信教人群比例逐渐降低。究其原因,生活富裕无需依靠宗教排解生活危机,另外,若严格依耶稣所言,“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作为追随耶稣的前提,生活富裕或成为通向天堂之路难以放弃的重荷。
分析式和启发式决策似乎都可以用来说明信教还是不信教的选择问题。到底哪种决策方式真正揭示了人们的心理过程?现在似乎没有定论。学术界对这两类模型的争论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们遵循的是启发式的决策方式,特别是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
对宗教的研究发现,人们很少可以真正反思到自己信仰宗教的理由;即使那些被反思到的理由也有可能并不是促使其信仰的真正理由。像帕斯卡这样通过价值期望法则计算宗教信仰的价值在现实中或许并不适用。累积的行为和眼动研究证据也表明人们的风险决策并非是整合式(整合计算价值或效用)。
应用齐当别抉择模型研究宗教信仰仅是心理学家在此领域应用启发式理论的初步尝试,研究中仅涉及财富量的大小,对宗教所宣称的“得以解救”、“永生的希望”等效用并未涉及;对宗教信仰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等现世效用也未考虑在内。未来研究或需综合考虑到这些效用的影响。我们近期的研究也开始从“值”(即,对潜在的维度赋效用值)的角度研究迷信行为,为难以通过市场定价或用金钱来衡量的事物(比如感情、信仰、价值观等等)提供一种类似于“通用货币”的衡量工具。
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宗教研究的历史相对短暂。在未来研究中,需要更多的证据和更有效的方法(比如过程方法——fMRI等)来解决个体是否信教的问题:通过直觉式的方式(如齐当别抉择模型)还是分析式的方式(如EV)。此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助于理解人们选择信教与否的决策心理过程,也有助于解决行为决策的两派理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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