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道 | 索莱尔斯
中国之道 | 索莱尔斯夫莽编辑
哲学与艺术
1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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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道文 |【法】菲利普·索莱尔斯译 | 刘成富 房美智慧这个词在西方的名声并不好：它平淡无奇、湮没无闻、隐秘反动，事先为所有权宜之计和折中妥协进行辩护。顾名思义，智慧对于苦难不幸无动于衷，由于缺乏个性而显得不温不火，无异于中间路线、机会主义、伪善作虚、堕落腐化且蛊惑人心。它是一度被帕斯卡尔大肆批判的蒙田怀疑主义的软枕，是贫者的畸形哲学，是袖手旁观一切人世丑恶者的适用宗教——简而言之，智慧就是抑制、屈服与背叛。
反之，我们认为宗教与哲学是严肃的事。通过这两者及其世代传承的传诵者，现实才有了意义，生命被赋予真谛，社会有了共同目标。科学试图一次又一次地颠覆宗教和哲学却徒劳无功，它们傲然屹立，生生不息。历史见证了关于这一切的不歇争斗，但纵观历史依旧是一片和顺连贯的景象。古往今来，没有什么是无中生有。你错了，我是正确的；如果不巧，我错了，那么抱歉，我仍然是正确的。我勉力不过分苛求，他人误解我，我就重新调整姿态，继续前进，这是我的责任和选择。真实终将战胜虚伪，正常必然取代非常，公正一定压倒不公。宗教永恒轮回（这已被一再发生的事实所证明）。至于哲学，如果说它最终在原初道德主义领域内陷入困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我们总是可以从疯狂的意识形态中窥得一斑：我估量，我判断，我思考，我自认优于你，故我存在。
这么看来，辩称智慧有益是徒然的。 弗朗索瓦·于连在《殊途同归》与《效率论》中提到了“智者无念”。多么荒谬的观点啊，竟然说一个人毫无思想！然而，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中国。因此这本书的目的跟此前的那些书相同，恰如所有里程碑式事件一样，悄无声息地开创了一个时代，以一种令人赞赏的方式展现了与法国截然不同的“另类”文化与思维模式。中国已经日益适应了西方经济环境，了解其历史渊源对于分析中国未来发展趋势不可或缺。而我们呢，我们来自何处？又会走向何方？
众所周知，中西方这种文化冲突势必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要课题。中国之于欧洲是一个“另类”，无论从宗教上，或是哲学上；既不同于希腊文化，亦不同于圣经神话或是印度文化。无视双方差异是简单粗暴的做法。尽管我们一再提出该问题是有理可循，且是全球技术同一化的大势所趋，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忽视中国特有的符号体系历史，即使该历史正在被中国自身所遗忘。这是一个悖论（弗朗索瓦·于连是目前唯一一个对其进行深入思考的人）：我们应当重新回溯中国的历史，而非仅限于哲学，以此为鉴指明自己前进的方向。所谓的“亚洲危机”，说的正是我们自身。
中国的圣贤“无念”，他们并不“怀揣构思”，而是“博采众长”。他们强调从行为上去规范约束，其主张的“中庸之道”与权宜之计完全不同，而是在两个极端之间不偏不倚又兼而有之。他们并非一成不变，不捕风捉影，也不大肆吹嘘。他们入世却又出世，可疾可缓，随着环境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为他们相信世间万物都处于运动与变化之中。中国之“道”流动不息，从无归处。无论过去、现在、将来，中国式的“道”都在那里，始终相同却从不相同，所有的一切都遵循着固有的内在本质。因而中国圣贤思虑周全但绝不过分谨小慎微，其含蓄内敛亦绝非出于对暴行的无能为力。
一言以蔽之，中国式的圣贤不会框定自己关注的视野，或是认为真理只有一个；他是一个整合并包罗万象的整体。他认为，现实就在那里，就在我们眼前，但我们看不到它；现实必须被“实现”，才会被重新感知，尤其是当它极易为人所忽视或是被重重掩藏时（日常生活中很容易验证：这讲得通，那讲得通，却完全察觉不到。而中国的圣贤从不高谈阔论，而惯以隐喻或评注表达观点，既不会左右摇摆，也不怀疑一切；其散布的思想（即语录集）往往由一根无形的线索串联延伸。人们往往认为圣贤眼中无“我”，圣贤的“我”即另个一卖力表现的与己无关的他者。正如弗朗索瓦·于连所说，中国圣贤认为“一切存在都是同时静止又变化的”，它在截留与放行缺乏悬念的元素之间循环。因此中国绘画、诗歌相对于思想文化处于另一个体系。绘画与诗歌艺术不具体指代，而是唤起读者共鸣、激发想象；“留空”与“留白”手法是诗歌与绘画创作的主要手法。中国诗歌中没有多余的注解，每首诗都达到了短暂的浑然一体，中心思想也是如此；它可以广博浩渺，也可以雄浑开阔，还可以宁静平和（中文说的“纤纤”）。
某种意义上，它不着一字：“季节更迭，万物向荣，苍天何复再言。”圣贤自语，却不与人对话，“哲学如同真理，具有排他性，而智慧的内涵却更兼容并包。”然而他心态开放，能够并愿意自发地消除隔阂，仿佛一段静默的旋律。弗朗索瓦·于连就曾经说，“我不给自己任何固定的定位；如果我特立独行不属于任何团体，那仅是因为他们没有我需要的；因为我相信无所谓是否可能去做或不做某事，或做某事与否是否恰当。”
所以这真是让人恼怒，不是么，我们强迫性地持有偏见，终日进行着无意义的对话，观念日益固话，屈从于他人的意志，终日困扰于前景与回报；或者逃避于种种不合理的神秘主义不可知论——这正是教宗历来所长。中国圣贤，恰恰相反，推崇轻松恬淡，怀有平常心，坦荡淡泊，恣意愉悦，他不动声色却总是“留下身后一片唏嘘”。他从不追寻，仅仅是有目的地寻获，他遵循“天道”，行吗？当然可行。“每件事的发生都有其自身规律”，现实的降临才是永恒的主题。他更接近兰波而非柏拉图与黑格尔。思考之道、作画之道、写诗之道其实原本一同；现实不可违逆，而非如佛教或其他东方教派所大肆宣传。在《圣人无意》一书中，弗朗索瓦·于连引用一段维特根斯坦在1947年（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日期）的评论道，“智慧是灰色的。生活与宗教则反之，五光十色。”然而这里我们却想要驳回这个公式，考虑到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生活、宗教、哲学、政治还有财政都是灰色的，只有智慧，它品味色彩。”文章来自：《无限颂：谈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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