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中西方思想差异这么大？
中国儒家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中西方思想差异这么大？2016-09-22
许倬云
真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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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思想差异为什么这么大？
http://mmbiz.qpic.cn/mmbiz/cZV2hRpuAPiaJQXWGyC9wrUzIicibgXayrgibTYarT3A1yzttbtaO0JlV21wMqroGYT3QtPq2C7HMYsvicSB2p7dTBg/0?文：许倬云http://mmbiz.qpic.cn/mmbiz/yqVAqoZvDibFzdmNhhWka8xIbsvQH0EAI7esREM1k3fO6c3VWOrTayGboYZ06kRmwZ4pHhCkia1EpMacTgZKYwhA/0?http://mmbiz.qpic.cn/mmbiz/cZV2hRpuAPhcT49qTIia9ibkVMAx9y8DeictBPibAMDnT0y28dDyCy2bVWcRba9CqibTbBKg3GEQlOuiaHg86bpBR09w/0中国西周价值观念崩塌与儒家思想的建立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体系的主轴，在西周时期建构的分封体制与其配套的观念，其实已经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
第一，周天子承受天命治理天下。天命无常，唯德是亲，“天命”不是特别偏爱哪一群人，“天命”是说只选择对人民有益的君主，委托这位君主治理世界。“天命”观念远远超脱了部落保护神或族群保护神的地位，君主是一个道德的裁判者，君主的行为就在道德的尺度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就由人民加以衡量。
第二，周代的封建制度是分封亲戚、以藩屏周。所有的封君，不仅权力来源于周王，而且他们必须经过大族长周天子的媒介，才能“上达天听”，获得天命的眷顾。于是，政治权力的分配与亲属关系的网络，两者叠合为一，政统和宗族这两个网络相叠合。
在这个命题上，殷商史料显示，占卜须经过先公、先王的传达，亦即祖先崇拜。周代的封建制度在殷商的祖先崇拜上向前跨出了一步，将天命的道德意义和祖先的权威合在了一起。这一现象，在西周青铜器上面的铭辞中充分可见——通常包括两点：一是自夸功德，二是追溯祖先。周代封建制度和这一观念的转化与时并进，到了孔子时代才转化为具有普世性的思想体系。
《周易》是中国人继承的另一重要遗产。这一古代从解释占卜累积而成的记录，发展出了一套二元互补相成的辩证关系—— 一切事物，无不在变化之中，唯有“变化”是不变的。几千年来，这一套人生智慧不断引导着中国人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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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有时会提起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譬如叔向、子产、史墨。这些人物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传达着类似的价值观念，他们乃是儒家思想的先行者。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上重建完整的体系，然而，他们的思想脉络显然是与西周封建制度的价值观念相符合的。
孔子身处的时代，礼崩乐坏，西周的封建制度随着西周本土的沦陷，只剩下一个空名。实际上，东周的各个封建领主都在各自的封域自求发展，彼此较量，求取胜利，发展出的实力和掌握的资源已成为决胜的条件，西周封建制度原本依附的整个价值观念不在了。
在大崩溃的时候，孔子是一个没落的贵族，他致力于重建超越时空限制的普世价值观念，不是为了规范权力的分配，而是将依据理性道德而建立的系统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也作为世界可以遵行的他所盼望的行为准则。孔子的门下聚集了一批抱持着同样理想的人物，他们或是封建体系中的臣属，或是下沉的没落贵族，他们也有一样的危机感和急迫感，他们也在寻求自己的思想出路。
孔子教诲门下，并不像后世所谓的学校，而是和来自各方的同仁和朋友们随机讨论问题，共同建立和发展一套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孔子注意的就不是个人“独善其身”的道德，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这相处之道又建立在道德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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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讲学》
“道”在孔子心目中是永恒而且普世的原则，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神明“天”，也不过是“道”的现，“天”和“道”是一体两称。神的力量和永恒、普世的原则，虽然抽象，但“道”不只存在于人与人的相处之中，它还存在于万事之中。因此，儒家思想落实在人间事务上，是主导人间关系的大原则，确立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尺寸与尺度。孔子将中国后世几千年的思想脉络一锤定音，这是一个人间与社会的学问，而非今天学术界的认知学问。这个特点我们必须记得，它乃是中国和西方制度方向上最大的差异。
秦帝国建立后，很快就崩溃了，但秦朝的遗产却在汉朝继续存在。汉代初期，儒家并没有和皇权体制结合。进入汉代后，帝国体制已不能回到封建，必须有一个政府，必须有一批能干的公职人员，儒家和皇权才能结合为一。儒家提供了治国的理论，而皇帝制承接了周代的“天命”观念，作为国家权力的合法依据。这个结合最重要的枢纽乃是汉代的察举制度，这一部分将来我们会有更多的叙述。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董仲舒的学说。儒家关心的项目，譬如天命、道、人间的关系，自然界各种事物的关系，人性和人体的关系等，都被董仲舒编织到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之内。
董仲舒的“感应论”是一个多层次的庞大系统，这个系统最大的一层涵盖全宇宙，第二层次在人间，其中，国家是一个层次，社群、小区又是一个层次，甚至连一个人身体之内的五脏六腑以及其他器官都是一个层次。个人在上面所说的每个层次中都有一定的地位。从人体之内的层次到宇宙，每个层次都贯穿上、下层次，每个层次中的各个部门都互相影响与制衡，任何层次中的部门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每个部门之间的力量只有互相呼应，才能得到最好的平衡。同样，层次与层次之间也是互动的关系。
于是，在整个庞大的系统之内，人固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只是宇宙之间小小的点，但这个渺小的点，却也可能影响整个宇宙的运作。
董氏这种形而上学的“系统论”，与今天科学的宇宙结构、物理化学的结构、生物学的细胞结构、社会中人与人的分析以及现代科学的宇宙论，竟有些许相似之处。当然，董仲舒的宇宙论只是形而上的建构，并没有经过科学的验证。
董仲舒建构的儒家系统渗透在中国文化之中，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人的思考。他的学说也使得儒家出身的文官可以持有道德的勇气，也有自觉的使命感，投身“治国”，向往“平天下”。不过倒过来看，两千年来，有多少儒家的文官真正符合上述的理想，又有多少文官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甘心为专制君王服务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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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仲舒
汉代的儒家，实际上已经吸纳了春秋战国各国的精神，而又落实在法家实务的范畴之内。汉朝所谓的“外儒内法”，即外面以儒家为装饰，内部则以法家为其专制的内容。在社会层面，经过察举制度，文官系统也产生自我滋生、自我更新的机制。这种自我完善又能够不断地平衡社会精英群，整体而言，才有足够的力量以抗衡皇权。两者既互相依存，也互相制衡。儒家如此存在，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儒家的学者不是教士，却有教士一样的功能，他们是权威思想体系的代言人，也是这个权威体系的延续者。
经过这些儒生，儒家体系不断地更新，也不断地吸收更多的思想。东汉以后，佛教进入中国。佛教的思想体系和道家的思想体系确有相当的类似性和兼容性。这两个出世的思想和儒家入世的思想，也构成了一个辩证的关系，彼此兼容，它们也在中国人人生的不同阶段彼此代替。有见识的人，当有为之年，对应为之事，应当积极进取；在无力的老年，或面对不应为之事，则应宁静淡泊。
儒、道、佛三家合一，使得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三家思想的影响：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中国的王朝起起伏伏，不断改朝换代，中国社会的结构也时时发生很大的变化，然而，儒家和与它相应的佛家、道家却长期主宰了中国人的思想。宋、明两朝，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先后兴起，修改了儒学的内容，它们各自的影响将在别处讨论。儒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延续长久，一直到最近两百年来，这一主导力量才慢慢衰退，而目前几乎已经消失。
西方地理因素导致两河文化“神魔对立”西方思想传统的来源相当复杂，至少应当包括两河流域、埃及和犹太三个不同的来源，每一个地方性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思想形态，然后才综合为后世西方的传统。
整合成型的时间当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成为主流之后。相对于西方复杂的综合传统，中国则是自西周起就开始整合，春秋战国之后，大致已经整合完成。两相对比，中国的发展过程比较简单，也比较集中；西方文化的发展，对于多种源头，也有其调适的过程，构成了后世“犹太教—基督教”为主流的西方思想形态。
先从两河流域的文化说起。今天的伊拉克在两河流域的“中原”。这个地区一边是沙漠，一边是高山；西面是高原，东面是波斯湾，中央两条河流平行汇流形成灌溉平原，地形复杂，地理景观变化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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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文明又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主要由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等文明组成。
因此，这个地区发展出一种二元相悖与互斥的思维方式。沙漠的干燥和高山的湿润，作为干与湿的对比，甜水和咸水之间又有一个对比，牧人和农夫之间又是一个对比。内和外，以两河作为核心的城邦国家，与外面的雅利安人建立的国家又是一个对比。两方对比，也出现在他们的许多神话之中，最后归结成神和魔的对抗。神界和魔界是主要的问题，这样的两分对比方式与中国的所谓二元互补、二元演化的思维方式很不一样。一刀切成两段，一段跟另一段经常冲突，无法融合，这种两分对抗的心态在西方思想之中长期存在，直到“正、反、合”的辩证才把对比演化成融合和升级。这些都是后话，我们将来再讨论。
埃及地处尼罗河谷，单独发展出一套文明，有其封闭性，也有其独特性。他们的神都是半人半兽的形象——人头兽身或者人身兽头。每个地区都有地方神，每种自然力也都有其代表的神。在这个多神的文化系统中，埃及的政治首长——法老，则是大神直接的化身。
公元前十四五世纪，相当于中国历史上商朝的时候，法老埃赫那顿从众神之中认定太阳作为大神“阿顿”，而且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在世界宗教史上，这是独神观念第一次出现，对后世影响甚大。唯一的真神太阳神，是抚养世界、维持世界、给予所有生物生命的神，它是宇宙的创造者，是人类和其他万物的恩赐者。它对于小草、人、狮子和羊等一视同仁。在它的光芒前面是一只小手，小手将生命授予世界万物，也维持公义和惠爱的秩序。
独神的观念排斥了原有的多神信仰。埃赫那顿在世时，就招致了原有多神信仰系统的祭司们的联合反对。埃赫那顿被放逐，独神信仰也被推翻，但这种观念留存人间，影响了古代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摩西出埃及，带着以色列人的12个部落在沙漠之中流浪了40年，在流浪之中，摩西完成了独神教信仰的《十诫》。他作为以色列人的民族保护者，确立了犹太教的独一真神信仰。犹太教有两个观念：世界只有一个神，就是唯一的真神，“你们必须侍奉唯一真神，不可侍奉其他的神”；以色列人民乃是真神的选民。其他各诫相对而言，则是次要的延伸。摩西死后，亚伦、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回到今天的巴勒斯坦，建立国家。信奉上帝是唯一真神的人，才能得到救赎，犹太教这一独一真神的教义，后来便发展为基督教的普世真神。
罗马帝国极盛的时代，耶稣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新的宗教——基督教。基督教的教义，经过耶稣、彼得和保罗三代的累积和发展，不再将上帝的选民限于以色列人，认为选民是神所拣选的，是尊重上帝的拣选而信仰上帝的信众。于是，犹太教从族群宗教的形态转变成为普世信仰的基督教，凡是信仰神的人都是神的选民。
以基督教作为主轴的西方思想系统也吸收了两河流域文化和希腊文化的传统。在两河流域周边，波斯帝国建立以后，出现过以琐罗亚斯德思想为主体的祆教信仰，这一信仰的主旨是善与恶之间的对抗。之后，从祆教转变为摩尼教以及玛兹达信仰，这些启示信仰的传统，从两河流域发展的善恶对抗的思想形态，转化为善恶对抗，恶挑战善，善终于克服恶的永恒斗争的理念。这种观念最后也被基督教所吸纳，基督教的神不再是选民的保护神，而是以上帝为代表的善，神是至善，神要从“恶”那儿夺回人的灵魂。祆教的善恶对抗观念，终于融入了基督教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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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督教为创作题材的油画《最后的晚餐》，达芬奇
在两河流域的神话中，有春之处女被囚禁在黑暗的洞穴，大地因此冰封，万物不能生长。她的爱人为了爱情，冒死入洞，救回春天，救回万物生机。在神魔大战的神话中，冒死冲锋陷阵的小将马尔都克成为巴比伦时代的大神——复活与救赎的神。这一主题遂结晶为基督舍身救赎万民，由死亡复活，终得永生。
古希腊文化，可以说是欧洲文化最重要的源头。在古希腊文化极盛之时，包括泛希腊化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也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后世西方文化提供了重要养分。当时许多希腊城邦都有追求学问的人，即所谓的“智者”，他们致力于思考抽象的问题，也发展出思辨的方法。
在城邦中，公民不必从事生产，由奴隶劳动供养公民，城邦里才能出现这些“智者”群体。他们思考的乃是宇宙的本质、宇宙的构成等宏观问题。有人提出类似原子论的宇宙观：每一种物体都可以切割成最小的粒子，不同物质的粒子，各有不同的性质。这些想法当然不能与今天物理学中的原子、分子理论同日而语，它们只是形而上学的推论，不是科学实验的结果。不过，这种思考本身，仍是相当有趣的认知活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毕达哥拉斯定理，后世的几何学与毕达哥拉斯和欧几里得有不可否认的关系。毕达哥拉斯本人所属的智者群，其实是神秘主义的教派，他们期盼找到宇宙最高的秘密，认为谁能掌握这一秘密，谁就能指挥宇宙间的各种力量，成为最有法力的人物。
当然，在后世，大家并不将毕达哥拉斯看作魔法师，被大家纪念的是毕达哥拉斯提出的三角定律，即勾方加上股方等于弦方。与这一命题有相当联系的，是固定的圆周率3.1416。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同道们认为，世上那许多不可改变的“数”，就是宇宙的大奥秘。毕达哥拉斯等人为西方思想界发展了“求知识”的认知层面，他们讨论求知的方法论，其目的是找寻宇宙的本体。
中国人寻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是伦理学的范畴。希腊苏格拉底以下的学问传统，则是在寻找知识以及建立求知的方法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师徒，发展了这种思想形态，成为西方思考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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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画《苏格拉底之死》，雅克-路易·大卫，1787年
苏格拉底的思想是由柏拉图传述给后世的，所以究竟哪一部分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哪一部分是柏拉图的思想，我们实在不容易区分。不过我们知道一桩事情，就是苏格拉底被雅典城邦处死，因为他教导青年必须仔细思考，才能作判断，不能谨守既定的事实而不予怀疑，不予复核。就因为他以理性挑战传统，雅典城邦才认为他带坏了青年的思想。
柏拉图也是如此，他继承了苏格拉底用理性来追求真实的理念。他有一个很著名的陈述：在黑暗洞穴之中的人，看见外面投进来的光线在墙上造成阴影，我们如果只在黑洞里面，就会以为墙上的阴影就是真实。
但外面是光亮的世界，一个投射进来的阴影与真实的原件其实并不一样。他指出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差距，对他而言，现象和本质是两分的，两者之间不能画等号。以这种两分法的理念，他开启了后世的许多学科。他的基本观点，乃是以理性作判断，要以实证作为依据。他教导的不是事物的内容，而是如何去寻找事物内容的方法。
亚里士多德将世间所有的事物当作数据，有的是形式，有的是内在的性质，每一种资料都有其特定的意义。亚里士多德以此将数据分成许多范畴，使宇宙万物都可以有一定的秩序。这师徒三代，都为哲学上的方法论而努力。毕达哥拉斯等人着意的是宇宙的本体，建立本体论和宇宙论。这种做法和中国古代思想的着眼点相比，具有极大的差别。
http://mmbiz.qpic.cn/mmbiz/ziadDDQxbCJFDq1MaoNclaJOpElczibia6UXtxCadkIvdKUiaLVkuVnhkx32A3JCM6I4howpH175pChoFaXn9gKSicA/0?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先后执教于多所知名大学，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2004年荣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许倬云先生不仅以其学贯中西的素养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近二十年来他还致力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力图将历史的现实意义呈现给大众。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许倬云说历史”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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