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个维度的实验知识论研究
基于三个维度的实验知识论研究2018-04-26
曹剑波
子牛
作者简介：曹剑波，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厦门 361005人大复印：《科学技术哲学》2018 年 02 期原发期刊：《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 年第 20176 期 第 112-121 页关键词： 实验知识论/ 知识归赋/ 案例/ 问卷调查/ 直觉/ 普通大众/摘要：实验知识论是近10余年来伴随实验哲学运动产生的一种新兴的知识论。与传统的分析知识论凭借哲学家的直觉和思辨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知识论问题不同，实验知识论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检测普通大众对知识论问题的直觉，从而为解答知识论问题提供实证数据。实验知识论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知识论的许多结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主张：知识归赋的实验研究发现知识归赋具有语境敏感性；确证理论的实验研究为确证的内在主义提供了支持；怀疑主义的实验研究挑战了怀疑主义的重要性。
2001年温伯格(Jonathan M.Weinberg)、尼科尔斯(Shaun Nichols)和施蒂希(Stephen P.Stich)发表的《规范性与认知直觉》①一文，是知识论发展的里程碑，标志着实验知识论(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或X-epistemology②)的诞生。该文一石激起千层浪，正如在《实验哲学》③封底评论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哲学系杰出教授、意识研究中心主任查默斯(David Chalmers)评价所说：“实验哲学是近年来哲学上的最令人兴奋和最有争议的发展之一。”知识论学家们对新生的实验知识论的合法性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他们对待实验知识论的态度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以索萨(Ernest Sosa)④和路德维格(Kirk Ludwig)⑤为代表的强烈反对者，对实验方法作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们的批评集中在：质疑问卷过程中自我报告的可信性；质疑测量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质疑抽样、随机分配问卷的恰当性；质疑研究报告的严谨性等。第二种是以席培尔(Joseph Shieber)⑥和霍夫曼(Frank Hofmann)⑦等为代表的温和反对者，总体上同情实验的方法，但主张研究知识论的主要方法仍然是传统的分析方法。第三种是以诺布(Joshua Knobe)和尼科尔斯等为代表的温和支持者，倡导把实验方法看作“往哲学家的工具箱里添加另一种工具”⑧，主张把实验方法当作知识论研究的新方法。第四种是以纳罕姆斯(Eddy Nahmias)和莫里斯(Stephen Morris)等⑨为代表的强烈支持者，主张抛弃传统知识论的研究方法，全面采用实验方法从事知识论研究。
今天，实验知识论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知识论的一个新的分支。与以往的分析知识论不同，实验知识论借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认知科学的方法来为研究知识论问题提供实证数据，以此探求解答知识论难题的新途径。“数据无理论则空，理论无数据则盲”⑩，实验知识论为分析知识论提供了方法上的补充，两者相得益彰。实验知识论的出现，是知识论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虽然国外实验知识论的研究时间很短，但发展迅猛，并产生了许多有趣而又重要的发现，国内研究也已成燎原之势。实验知识论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知识论的许多结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发现。下面仅从知识归赋的实验研究、确证理论的实验研究、怀疑主义的实验研究来展现实验知识论的成果。
一、知识归赋的实验研究
知识归赋(knowledge attribution)指对一个命题是否为知识的判定。研究知识归赋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方面，无论是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还是苏格拉底的“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古今中外，对甄别“知”与“不知”的重视，都属于知识归赋。而且，“知识归赋是否具有语境敏感性”这个问题，是当代知识论争论最激烈、最长久的问题之一。另一方面，对他人是否有知作出判断是十分重要的平常事。这是因为：只有当我们确信某人有某种知识，我们才会向他请教或跟他学习；只有当我们相信某人对某案件知情，我们才会把他当作证人；只有当我们能正确判断犯错者是否知道他所犯的错，我们才能给他公正的谴责，对明知故犯者，要罪加一等。
在“A说：‘S知道P’”中，“A”是作出断言的人，称为归赋者(attributor)；“S”是被归赋为有知识的人，称为是主体；被归赋的语句“P”是某个命题，称为被归赋者(attributee)。
实验知识论中最活跃和最有争论的问题是“知识归赋是否具有语境敏感性”。此话题涉及不变主义与语境主义之争，尤其是归赋者语境主义与主体敏感的不变主义之争。在此问题上的问卷调查研究，经历了从质疑到实证的过程。
《当事情不太重要时，你知道更多吗?》(11)《实践利益、相关选择项和知识归赋：一个实验的研究》(12)《周六知识没有关闭：日常语言的研究》(13)和《风险对证据不重要的证据》(14)等，通过调查普通大众对改写的银行案例或类似案例的回应，说明实验没有发现知识归赋存在风险效应或凸显效应。这些实验似乎证明知识归赋不受风险效应或凸显效应的影响，似乎击败了归赋者语境主义和主体敏感的不变主义，确证了经典不变主义。然而，这种想法太轻率了。肖弗(Jonathan Schaffer)和诺布指出，在已有研究银行案例的知识归赋实验中，相对于归赋者错误的凸显性对知识归赋没有影响，原因在于已有的实验研究没有成功地控制对话语境，从而未能使银行改变营业时间这种可能性成为相关对比项。已有的实验只提到改变时间的可能性，而仅仅提到这种可能并不必然使它凸显，尤其是当银行突然改变营业时间这种可能看上去相当奇怪或不大可能时更是如此。因此，仅仅在场景中提到银行改变营业时间的可能性就让人们认为它是相关的，这是不太可能的。要使某种可能性凸显出来并在知识归赋中起作用必须以一种十分具体和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15)皮尼洛斯(NestorPinillos)也指出，那些关注风险在知识归赋中扮演的角色的研究并未确保受试者准确地把握了细节。具体地说，就是没有确保受试者准确地把握了知道某物所需要证据的多少与出错的代价之间的关系。(16)
有几个实验研究发现知识归赋具有风险效应和凸显效应，它们是：《知识、实验和实践利益》(17)《支持知识反理智主义的实验证据》(18)《利益相关的不变主义的经验测试》(19)《对比知识的调查》(20)《凸显与认知自我中心主义：一种经验的研究》(21)等。这些研究认为，以往没有检测出知识归赋的风险效应的实验存在四个方面的设计错误：错误的第三方提问方式；没有测试正确的变量；有叙述者暗示的问题；存在抑制效应。
在《支持知识反理智主义的实验证据》(22)中，皮尼洛斯和辛普森(Shawn Simpson)设计了多对高低风险的场景，受试者为在美国的土耳其工人。其中一对是硬币案例，案例如下：
硬币低风险案例：彼得是一位大学生，他参加了一场由当地银行赞助的比赛。他的任务是数一个罐子里的硬币。罐子里装了134个硬币。彼得错误地认为这次比赛的奖金是100美元。事实上，奖金只是2张这周末的电影票。由于彼得这周末要离开，因此彼得不会要它们。如果彼得没有赢得这场比赛，对彼得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好。在只数了一次后，彼得说这个罐子里有134个硬币。一位也认为奖励是100美元的彼得的朋友对他说：“即使罐子里硬币事实上是134个，但由于你只数了一次，因此你不知道罐子里的硬币是134个。你应该再数一次。”
硬币高风险案例：彼得是一位大学生，他参加了一场由当地银行赞助的比赛。他的任务是数一个罐子里的硬币。罐子里装了134个硬币。彼得错误地认为这次比赛的奖金是100美元。事实上，奖金是10000美元，而且彼得真的需要这笔钱。彼得母亲病了，而且负担不起手术费，他可以用这笔钱支付救他母亲的命的手术费。如果他不能赢得这场比赛，他的母亲将会死掉，因此风险对彼得来说很高。在只数了一次后，彼得说这个罐子里有134个硬币。一位也认为奖励是100美元的彼得的朋友对他说：“即使罐子里硬币事实上是134个，但由于你只数了一次，因此你不知道罐子里的硬币是134个。你应该再数一次。”
做了几道理解题后，受试者要回答一个6分制李克特量表(0～6，其中“6”表示“强烈同意”，“3”表示“中性”)：
除了给彼得建议他应该做什么外，彼得的朋友还说，彼得不知道什么。他说，因为彼得只数了一次硬币，因此彼得不知道罐里有134个硬币(即使最后证明罐子里确实是有134个硬币)。我们对你的看法感兴趣。在多大程度上，你同意这个主张：
“彼得知道这个罐里有134个硬币。”
实验结果发现，在硬币案例中，知识归赋的得分是，低风险为3.68，高风险为3.06，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实验结果支持了知识归赋的风险效应。皮尼洛斯和辛普森证明，受试者认为，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高风险中的主体将比处于低风险中的主体会更多地检查他们的信念。他们还报导说：(1)在主体间(between-subject)实验中(即每个受试者只看一个版本的思想实验)，受试者对风险的升降并不敏感，然而；(2)在主体内(within-subject)实验中(即当每位受试者同时看到高低风险的场景)，受试者确实出现了风险敏感效应。这为反理智主义提供了证据。实验发现，为了知道，与低风险相比，高风险的受试者需要更有力的证据(需要更多次地检查他们的信念)。
亚历山大(Joshua Alexander)等人(23)用家具案例来做研究。
简单的家具案例：
普通大众A(John A.Doe)在一个家具店里。他在正常照明条件下正在看一张鲜红色的桌子。他相信这张桌子是红色的。问：他知道这张桌子是红色的吗?
更详细的家具案例：
普通大众B(John B.Doe)在一个家具店里。他在正常照明条件下正在看一张鲜红色的桌子。他相信这张桌子是红色的。然而，在红色灯光下白色的桌子看起来也会是红色的。他没有检查灯光是否正常，或者是否有一个红色的聚光灯照在桌子上。问：他知道这张桌子是红色的吗?
受试者各收到一个案例，要求指出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普通大众知道桌子是红色的”。答案用6分制李克特量表(“1”表示“非常反对”，“6”表示“非常同意”)来评估。结果发现，受试者更愿意在简单案例中进行知识归赋，在简单案例中，平均得分为5.50；在更详细的案例中得分为3.78，两个案例的统计结果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实验证明，凸显性确实会影响知识归赋。
知识归赋除了风险效应和凸显效应外，还有认知副作用效应、场景呈现效应和人口统计学变量效应。
二、确证理论的实验研究
认知确证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源于知识论者在真温案例(Truetemp Cases)和千里眼案例等案例上的直觉冲突。确证的因素是否全部内在于相信者的视野，是区分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确证理论的关键。真温案例最初由雷尔(Keith Lehrer)提出，其表述为：
假设有一个人，我们称他为真温先生(Mr.Truetemp)。一名实验外科医生给他做了一个大脑手术。这位外科医生发明了一个由非常灵敏的温度计和能产生思想的计算设备构成的小装置。我们称它为“温度电脑(tempucomp)”。这个装置被植入了真温先生的头部，其末端(不比针头大)露在他的头皮上难以被发现，它起到把关于温度的信息传递到大脑计算系统中的感应器的作用。这个装置不断地向他的大脑发送信息，使他想到外在感应器记录下来的温度。假设这个温度电脑很可靠，因此他关于温度的看法是正确的。总之，这是一个可靠的信念形成过程。最后，设想他并不知道温度电脑已经被植入他的大脑里了，他只是有点奇怪为什么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温度，而且他从未用温度计来确定这些关于温度的想法是否正确。他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些想法，这是温度电脑的另一个作用。现在他认为并且接受温度是104华氏度。温度真的是104华氏度。他知道温度是104华氏度吗?(24)
如果普通大众普遍同意“真温案例的主角没有知识”，那么外在主义显然是错误的。思想实验假设大众会普遍同意，真实的情况会怎样呢?在《规范性与认知直觉》一文中，温伯格等人以罗格斯大学的本科生作受试者，用3个改写版的真温案例(即个人主义、较集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来做实验，发现受试者的文化差异影响对真温案例的判断。个人主义的真温案例为：
有一天，查尔斯突然被一块掉下来的石头砸中了，他的大脑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至于无论什么时候估计他所在地的温度时，他总是绝对正确的。查尔斯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大脑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几周后，这个变化的大脑使他认为他房间的温度是71华氏度。事实上，他房间当时的温度就是71华民度。查尔斯真的知道他房间的温度是71华氏度，还是仅仅相信这一点?(25)
不可否认，查尔斯的信念由一种可靠的机制产生，然而，由于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可靠性，所以在知识论上这种可靠性是外在的。如果受试者不把知识归于查尔斯，那么，这就表明在确证理论上受试者更偏爱内在主义。几乎所有知识论学者的思想实验认为，由于确证是知识的必要条件，而像查尔斯这样的主体并没有确证他们的信念，因此像查尔斯这样的真温案例的主体没有知识。温伯格等人的调查研究也发现，两组受试者都倾向于否认真温案例的主体有知识，然而，与西方受试者相比，东亚受试者否认真温案例的主体有知识的比例更大：68％的西方受试者否认查尔斯有知识，88％的东亚受试者否认查尔斯有知识。东亚受试者否认的比例比西方受试者要大，而且东亚人与西方人在这个案例中的反应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与西方人相比，东亚人更强调集体主义，更喜欢结合整体语境来认识对象。查尔斯的信念形成过程没有被他所在社区中的其他人所共有，其认知状况具有个体性。如果把个体性的认识过程改为较集体的认识过程，结果会怎样呢?温伯格等人为此设计了一个较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以此来验证社会心理学的结论是否适合知识论。在个人主义的真温案例中，给查尔斯新的感知能力的是掉下来的石头；在较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中，给约翰新的感知能力的是一群由约翰所在社区的长者邀请来的善意的科学家。较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为：
有一天，约翰突然被所在社区的长者邀请来的一群善意的科学家敲昏了，他的大脑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至于无论什么时候估计他所在地的温度时，他总是绝对正确的。约翰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大脑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几周后，这个变化的大脑使他认为他房间的温度是71华氏度。事实上，他房间当时的温度就是71华氏度。约翰真的知道他的房间温度是71华氏度，还是仅仅相信这一点?(26)
在较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中，邀请的善意的科学家是社区所认可的。这一因素的引进使问卷结果有了些变化：东亚人中有75％说，约翰仅仅相信而不是真的知道；同样的回答西方人的比例为65％。
从个人主义的真温案例到较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东亚人认为“主角真的知道”的比例，从12％增加到25％，其差别仅仅在于：与个人主义的案例相比，较集体主义的案例更具集体性。温伯格等人因此猜想，调查结果的差异在于东亚人更强调集体主义。受较集体主义案例的鼓舞，温伯格等人设计了一个更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整个社区都有产生真信念的可靠机制。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为：
在一个孤岛上，有个名叫法卢基的非常团结的大社区。有一天，一颗有辐射性的流星击中了这个岛，并对法卢基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改变了他们大脑的化学构成，以至他们无论什么时候估计他们所在地的温度时，他们总是绝对正确的。法卢基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大脑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卡尔是法卢基社区的一个成员。在流星撞击的几周之后，当卡尔在海边散步时，变化了的大脑使他认为他所在地方的温度是71华氏度。除了这个结论外，他没有其他理由认为当下的温度是71华氏度。事实上，卡尔所在地的温度当时正好是71华氏度。卡尔真的知道温度是71华氏度，还是仅仅相信这一点?(27)
在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中，整个社区都拥有产生真信念的可靠机制。一个令人兴奋的实验结果出现了：32％的东亚人回答“真的知道”，这个比例要大于20％的西方人的回答，其结果与个人主义的真温案例正好相反。
实验结论可概括为：(1)在个人主义的真温案例中，东亚人与西方人对主角是否真的知道的看法存在统计学的差异；在较集体主义案例中，差异减小了；在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中则反向了(参见下表(28))。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NIbZOyib6WeOibIAibAhqswvTib8YtBfOby6wAkUnOruuTJCSth6Lwia4ic1qg3kTwibG1JCUgSWnwDXVj8FP4nOIlIFA/640?wx_fmt=jpeg
(2)从个人主义的真温案例到较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再到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东亚人认为主角真的知道的比例依次为12％→25％→32％，这种变化趋势，可以用“与西方人相比，东亚人更重集体主义”来解释。
(3)在确证理论上，真温案例的问卷调查结果大体证明，普通大众更赞同内在主义。其结论与真温案例的思想实验相同。
三、怀疑主义案例的实验研究
在当代西方知识论中，怀疑主义的经典论证是建立在缸中之脑案例(Brains-in-a-vat Cases)和斑马案例(Zebra's Cases)等之上。分析知识论学家大都赞同“我不知道我不是缸中之脑”、“我不知道这匹‘斑马’不是巧妙伪装的骡子”。分析知识论学家假定普通大众与他们一样会持有这些观点。然而，实验哲学对怀疑主义案例的研究表明，普通大众的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背景等等，会影响对怀疑主义案例的判断，普通大众的判断具有多样性。普通大众对怀疑主义案例的多样性看法，对怀疑主义问题在西方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了挑战。下面先以斑马案例为例加以说明。
由德雷兹克提出的“把骡子巧妙伪装成斑马”的来自伪造物假设的“斑马案例”，是当代西方知识论中常常用来论证怀疑主义的思想实验(29)。这个论证以斑马案例直觉(即“我们不知道那只动物不是巧妙伪装成斑马的骡子”)具有普遍性为基础。来自斑马案例的怀疑主义论证可以表述为：
：我们不知道那只动物不是巧妙伪装成斑马的骡子。(斑马案例直觉)
：如果我们不知道那只动物不是巧妙伪装成斑马的骡子，那么我们不知道那只动物是斑马。(闭合原则)
：我们不知道那只动物是斑马。
然而，在《规范性与认知直觉》中，温伯格等人发现，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不同的性别等，会影响斑马案例的直觉。他们改写的斑马案例为：
有一天，迈克带着他的儿子去动物园玩。当他们来到斑马园时，迈克指着里面的一只动物对他儿子说：“那是一匹斑马。”迈克说对了：它确实是一匹斑马。然而，动物园所在社区的老人都知道，诱骗人们相信假东西的方式有很多。的确，这个动物园的管理员可能把骡子巧妙伪装成斑马，使人们在观看它们时不能把它们区分开来。如果迈克认为是斑马的那只动物真的就是这样一只巧妙伪装的骡子，那么迈克仍然会认为它是一匹斑马。迈克真的知道那只动物是斑马吗，或者他只是相信这一点?(30)
实验结果发现：与西方人只有31％认为迈克“真的知道”相比，南亚人有50％认为迈克“真的知道”，而且两者存在显著的跨文化差异。(31)
在另一个改写版的斑马案例中，温伯格等人借助社会心理学家用受教育的年龄来区分高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标准，测试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在怀疑主义直觉上的差异。案例如下：
帕特带他的儿子去动物园玩。当他们来到斑马园时，帕特指着里面的一只动物对他儿子说：“那是一匹斑马”。帕特说对了：它确实是一匹斑马。然而，由于帕特与斑马之间有一段距离，帕特不能区分真斑马与巧妙伪装成看上去像是一匹斑马的骡子。如果帕特认为是斑马的那只动物真的就是这样一只巧妙伪装的骡子，那么帕特仍然会认为它是一匹斑马。帕特真的知道那只动物是一匹斑马吗，或者他只是相信这一点?(32)
实验结果发现，两组受试者大都认为帕特“只是相信”，然而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受试者认为帕特真的知道的有11％，而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受试者则有33％认为帕特真的知道，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33)
普特南的缸中之脑案例(34)引发了当代西方知识论对怀疑主义问题的持久论争。缸中之脑案例假定我只不过是邪恶而又天才的科学家制作出来的缸中之脑，我们所有的实际经验都是借助超级自动机产生的电子脉冲。“我们能否知道我们不是缸中之脑?”或者“我们能否知道缸中之脑假设是错误的?”这是当代怀疑主义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怀疑主义者常常诉诸“我们不知道缸中之脑案例是错误的”这种怀疑主义直觉的普遍性，认为对知识有过反思的每个人(或者几乎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直觉。主流知识论者在谈论怀疑主义论证时，通常也肯定怀疑主义的这种直觉是普遍的。事实到底如何?在《元怀疑主义：在民族方法学中沉思》中，尼科尔斯等人用改写版的缸中之脑案例作了调查。其案例为：
乔治和奥马尔是室友，爱深夜进行哲学讨论。一天晚上，奥马尔争辩说：“假设在将来，比如2300年，医学和计算机科学能非常逼真地模拟真实世界，能培养出没有身体的大脑，并用巧妙的方式把它联接在一台超级计算机上，以致这个大脑完全有一个真人行走在现实世界中，并与他人交谈的经验。这个大脑相信它是现实的真人，然而，它错了，它没有实际的腿走路而且没有与其他现实的人说话，它只不过陷入了一个虚拟世界中。请问：你如何能说现在真的不是2300年，而且你真的不是虚拟现实中的大脑?如果你是虚拟现实的大脑，那么，任何东西看起来、摸起来完全与你现在看见和摸到的一样!”
乔治沉思了一会儿说：“不过，你看，这是我的腿。”他指着他的腿说，“如果我是虚拟现实的大脑，那么我不会有真实的腿，因为虚拟现实的大脑是没有身体的。然而，只要看一下，我就知道我有腿。我一定是真人，而不是虚拟现实的大脑，因为只有真人才有真腿。所以，我仍会继续相信，我不是虚拟现实的大脑。”
在当下实际真实的世界中，乔治和奥马尔确实是真人，所以他们都不是虚拟现实的大脑，这表明乔治的信念是真的。然而，乔治知道他不是虚拟现实的大脑，还是他只是相信他不是虚拟现实的大脑?(35)
尼科尔斯等人发现，在15名已经上过3门以上哲学课的美国大学生受试者中，只有19％回答说，乔治真的知道他有腿而不是一个虚拟现实的大脑。与此不同，在48名只上过少于2门哲学课的受试者中，却有55％的人回答说，乔治真的知道他有腿而不是一个虚拟现实的大脑。哲学教育程度不同的受试者之间的回答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哲学教育较少的受试者更可能说乔治知道。(36)
普通大众对怀疑主义案例的回答受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背景等影响，具有多样性，不仅对怀疑主义直觉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而且对怀疑主义问题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质疑。主流知识论学者通常认为，怀疑主义直觉具有普遍性。怀疑主义直觉的普遍性是怀疑主义成为“最可怕的敌人”，是“不可克服的”“无法反驳的”(37)的原因，是怀疑主义论证历经数千年而具有持久的重要性的根基。实验数据不仅挑战主流知识论者的看法，而且由于多样的“怀疑主义直觉”会支持逻辑上矛盾的命题，因此，怀疑主义直觉“不值得信任”(38)，应该被忽略。此外，如果怀疑主义的论证诉诸怀疑主义直觉，那么，由于诉诸这些怀疑主义论证的直觉受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因此都是地方性的，而非主流知识论学者所假设的是普遍的。由于怀疑主义要依赖具有地方性的直觉，其说服力也是地方性的，这对怀疑主义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39)或者“‘自然的’或‘直观的’”(40)这类主张提出了重大挑战。
以上仅从知识归赋的实验研究、确证理论的实验研究、怀疑主义案例的实验研究这三个维度介绍了实验知识论最主要的成果。实验知识论与传统的分析知识论对待知识论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案，前者凭借直觉与思辨分析，后者依靠问卷调查。因此，实验知识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结论，我们可以乐观地预测：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实验知识论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从长远看，实验方法在哲学中的运用也将越来越普遍和越来越寻常。
当然，这样的断言并不意味着每个哲学研究者都要亲自去做这样那样的实验，也不意味着探究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必须诉诸实验，更不意味着要用实验方法来取代思辨分析的方法。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在日后的哲学研究中，倘若涉及的问题与日常的直觉或经验相关，研究者就不应该再无视由实验哲学或有关科学所提供的经验证据。
注释：
①Jonathan M.Weinberg,Shaun Nichols & Stephen P.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in:Joshua Knobe & Shann Nichols 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7～46.
②“X-知识论”即“未知知识论”，表示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论其前景是未知的。
③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④Ernest Sosa,Intuitions and Meaning Divergence,Philosophical Psychology,Vol.23(4),2010,pp.41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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