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孕育与激发“更高级的人”
如何孕育与激发“更高级的人”2018-01-25
夫莽
哲学与艺术
尼采是150年来最流行，也是最具争议性的哲学家之一。按照一种流俗的理解，尼采为人类社会中的“弱肉强食”辩护，他的非道德主义否认传统道德的价值，主张消灭一切道德规范，鼓吹强者完全置身于道德约束之外，因而与20世纪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暴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上偏见一度支配了英美哲学界，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才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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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罗伯特·所罗门
如何孕育与激发“更高级的人”
“由于我们的现代世界如此称颂于那些恰恰相反的东西、“名人”、名声与公开的表演、低俗与大众的文化，尼采的众多努力就直接导向对“高级文化”的捍卫。这通常令他看起来像一个恃才傲物者，一个精英主义者，一个只不过是瞧不起“普通人”、瞧不起民主体制下的公民、瞧不起当代政治的“拉平”效果的人。
我们怎么还能继续与尼采一起生活呢？仅仅提到他的名字，就会引起激烈的情绪反应。这种反应不仅存在于大学之中（他在那里也许已经变为陈词滥调），而且还存在于大街之上，滑稽的与严肃的电影之中（如《灼热的马鞍》《大门》），不仅存在于研究室之中，而且还存在于会议室与起居室之内。
假如“尼采”已经相当于意味着一种肤浅教育的流行的后现代矫饰，那么，尼采也和那种对阴暗的、深沉的、禁忌的东西的不成熟迷恋关联在一起。他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借口来谈论——如果不是践行的话——不道德的、冒犯宗教的、亵渎神圣的东西。他是一位不加掩饰的精英主义者，他为“少数人”写作，鄙视“群畜”（其他的所有人）。当然，在此存在一些问题。尼采所说的某些话——至少是那些通常被人们最为频繁地引用的段落——显示了对权力的痴迷，对残酷的喜好，以及对自我的苦难与他人的苦难的一种即便不是嘲弄，但似乎也是满不在乎的态度。因此，他成为反常者、叛逆者的榜样，有时他还成为施虐狂与杀人狂的榜样。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在此关注的那个尼采。
作为主题的那个尼采也是榜样，但那是一种颇为不同的榜样。用一种简单而又带误导性的方式来说，他是一个典范性的榜样与向导，让我们以更好的方式生活并导向一种“丰富的内在生活”（尽管我认为，尼采会觉得，这种说法恰恰是难以理解的）。尼采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不加掩饰的精英主义，即如何孕育与激发“更高级的人”，或许还包括他的臭名昭著的超人。在他的某些更具论战性的著作中，这是他攻击这样一种道德的根据，他将这种道德完全视为束缚与削弱那些出类拔萃者的系统性活动。但是，尼采的绝大多数读者既不是“更高级的人”，也并非必然是那些缺乏超人潜能的人，而在本书中，我想认真地对待这些人（但又不去满足他们也许是“更高级的人”或潜在的超人这样的幻想）。尼采并不仅仅为“少数人”写作，而是为多数人写作。现在，成千上万的学生以及其他的人都会从尼采不得已说出的话中学到某些东西。这不仅是为了他们智识上的乐趣，而且还是为了学习如何过一种更好的生活。而尼采的确拥有这样的经验教训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所有人。
就如同他在哥本哈根的精神同谋索伦·克尔凯郭尔一样，尼采尤其是一个“丰富的内在生活”的范例与向导。克尔凯郭尔歌颂一种“充满热情的内在性”的生活，这种生活并不以引人注目的公开面貌为特征（通过出版而显露的公开面貌或许除外），而是以它那丰富的激情、“深刻的”情感、精致的品位和一种典雅而又卓越的个人感受为特征。尼采的哲学包括一种与个人美德有关的强有力的概念，而这类似于苏格拉底与古代的斯多葛学派，他们也将其注意力聚焦于这样一种“灵魂的健康”，这种灵魂的健康多少独立于外在的力量与时运，它颇为不同于外在的表现与英雄的行为。（因此，将尼采的超人视为野蛮人科南这样的动作片人物或荷马式的英雄，这种做法应当遭到人们的严重怀疑。）但是，斯多葛学派（而不是苏格拉底）将美德与灵魂的健康等同于一种心灵宁静（ataraxia），尼采强调的却是能量、活力、激情以及与这个世界的战斗。（这就是“强力”发挥作用的地方。）一种具备美德的生活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一种充满活力的激情与精致健全的品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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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对尼采的解读，尼采是一种生活的典范，它非常不同于那种在今日被称颂为“成功的”人生。它在表面上是一种简单而又乏味的生活，但又是一种具有丰富激情与入迷兴趣的生活（这些激情与兴趣最初被表述于一个人的私人笔记与私人文字之中），一种具有精致品位的生活（这种品位是通过聆听、观看乃至在生活中最简单的事务中训练优雅的举止而得到培养的）。由于我们的现代世界如此称颂于那些恰恰相反的东西、“名人”、名声与公开的表演、低俗与大众的文化，尼采的众多努力就直接导向对“高级文化”的捍卫。这通常令他看起来像一个恃才傲物者，一个精英主义者，一个只不过是瞧不起“普通人”、瞧不起民主体制下的公民、瞧不起当代政治的“拉平”效果的人。但是，无论这种精英主义式的不屑一顾的观点在政治领域中可能多么令人反感，若从人类伟大的艺术成就、思想成就与精神成就来看，这正是那种真正算得上是罕见天赋的东西。我们这些其余的人仅仅是观众或拙劣的模仿者，我们对我们自己或许极其重要，但在更大的格局中就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尽管如此，尼采还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教导我们。
但是，只要尼采主要关注的是那种充满热情的内在性与丰富的内在生活，他就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那些现实的危险。要成为一种具备美德的灵魂，维系精致的品位，并仅仅培养最佳品质的激情，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在一个低俗的平等主义与大众的嫉妒盛行的时代里，这些危险不仅四处围绕着我们，而且更为不祥的是，它们还在我们自身之中。在这些危险中首先就是怨恨与各种各样“否定性的”或令人软弱无力的情绪，这些情绪在最大程度上恰恰是由民主以及人类处境中的进步所助长与形成的，而民主与进步最为频繁地被人们称赞为现代世界的伟大功绩。我认为，对尼采来说，若以为他确实鄙视普通的公民或者拒斥与蔑视这些进步，这既不正确又不公正。他只是像克尔凯郭尔一样，痛苦地意识到人们取得这些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当一个人被如此众多的消遣与噪声所围绕时，他如何培养一种丰富的内在生活呢？
因此，如此众多的准智识世界——不仅包括好莱坞，而且还有一些低俗的小报——看起来似乎都喜爱尼采，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我认为，从未有一位近现代的西方哲学家（除了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同志们：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弗拉基米尔·列宁）拥有这样一堆观众，拥有这样一群崇拜者，拥有这样一个狂热爱好者的俱乐部。然而，尼采坚称，他不是为“多数人”写作，而是为“少数人”写作。或许，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说法，而不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措辞。实际上，尼采并不相信大多数人具备这种“丰富的内在生活”的品位或能力，因此，就如同耶稣或克尔凯郭尔一样，他成为一位“得人渔夫”，他以奇特的方式鼓励人们追随自己，并寻找着那些将对此做出回应的人们。
……
尼采无法仅仅根据他的论著或他的人生来得到理解
“尼采远没有宣称他自己就是那些作为未来希望的“少数人”之一，尼采非常清楚自己的不幸，他通过倔强的行为毫无保留地表明，他关注的是展望与推进一个其中不再有任何人与尼采自己相似的世界？
人们可能过高估计了传记的重要性，而以这种方式对待尼采，实在太有诱惑力，尤其是对那些宁愿简单抛弃或忽略尼采的观念的人们。（比如，我想到了本-阿米·夏夫斯坦对尼采做出的有趣但完全是还原主义的心理分析的描述。）但是，当然，在一种明显的意义上，这是尼采“自找的”。他并不是巴特与福柯所谈论的那种消失的（有时被说成是“已死的”）后现代作者。不同于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为这种现象提供的可笑例证（门桑格），那位作者完全消失了，并且颇为名副其实地留下了一些没有作者的作品。尼采则总是“在我们的面前”，他不仅作为个体而在场，而且不断地提醒我们他究竟是谁。
相应地，人们不仅能够，而且或许应当将尼采自身作为一个哲学上的榜样。不清楚的是，他是否从根本上表现良好。他是孤独的，铤而走险的，他的行为偶尔还令人尴尬，更不用提他的某些公开发表的作品。这位伟大的“诱惑者”，他缺乏与人相处的能力，以至于他与女人在一起就感到自卑，他没有参与到任何伟大的友谊之中，也没有令人难忘的恋爱关系（他甚至没有合情合理的恋爱关系）。他并没有完成过伟大的功绩。
他对自己的人生颇为厌恶。不同于他想象中的那个改变了自我的查拉图斯特拉与他先前的导师瓦格纳，他没有向任何一群人做过演说，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也没有遇到任何敌人。就像几乎与他处于同一个时期的哥本哈根的索伦·克尔凯郭尔一样，他并未拥有多少值得一提的人生（尽管对克尔凯郭尔而言，至少他确实拥有真正的激情在现实中树敌并与之对抗，即便仅仅是用出版文字作品的方式）。但对尼采与克尔凯郭尔来说，重要的恰恰是“内在的生活”与“充满激情的内在性”。我们因为尼采的疾病与孤独而对尼采感到遗憾，尽管如此，我们或许仍然会羡慕与钦佩他在人生中的那种明快的激情与真正的狂喜。比如，他享受过阿尔卑斯山上的那种（公认的引人入胜的）环境，他在聆听伟大的音乐时不断喷涌出欢乐，这是我们中极少有人体验到的。而在撰写哲学的过程中（其中包括他的许多关于新书的或大或小的计划，关于新的多卷本论著的计划，甚至还包括一个用五年时间撰写一部认识论著作的计划，尼采显然从未着手去完成最后这项计划），尼采也体验到了一种真正可作为榜样的人生的乐趣与丰富性。从这个视角看，我们当然能够，也应当将尼采作为一个榜样，正如许多哲学学生与某些哲学教授显而易见所做的。
但是，一种丰富的内在生活并不是一种具备美德的生活，而我在此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尼采不仅是“充满激情的内在性”的一个典范，而且还是哲学的品质与人类的美德的一个典范。即便撇开尼采所说的那些更为粗暴与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我们肯定应当寻求比内在的狂喜与充满激情的文字更多的东西来构成一种具备美德的生活。美德有可能完全是“内在的”，乃至“私人的”吗？在何种意义上，一种丰富的内在生活是一种令人钦佩的生活，一种具备美德的生活？在克尔凯郭尔那里，考虑到他专注于个人的宗教信仰，这看起来也许是合乎情理的。但这并不适用于尼采，对尼采来说，丰富的内在生活几乎不可能充分满足他的要求。他的战士与粉碎大地（“爆炸性”）的隐喻无法合乎情理地被局限于思想与笔记，被克尔凯郭尔称为“主观性”的东西几乎不是他特别喜爱的领域。尼采的哲学是一种英雄的哲学，如果你并不了解他的话，你还会认为，尼采的哲学是一种行动的哲学。但令人遗憾的真相是，它已经几乎退化成一种自我救助式的健康哲学。大众最喜欢引用的两段话是：“那没有杀死（压倒）我的，让我更加强大。”与“生活在险境中！”我总是以为，第一句话几乎就是胡说。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那没有杀死我的东西让我变得虚弱。那第二句话呢？尼采可曾真正做过什么冒险的事？一些糟糕的评论？在阿尔卑斯山的一次散步中迷了路？偶尔服药过量？公然蔑视死亡的形象并没有掩盖这个事实，即尼采终其一生都在生病。他将“健康”称赞为一种哲学理想与哲学标准，考虑到他是一位长年患病的哲学家，这最多也是令人同情的。但接下来需要再说一点，我们有多么轻易地将健康视为理所当然，尼采在心中也必定将之视为理所当然。
当我们在详述尼采的人生的痛苦时，我们肯定会注意到，尼采以糟糕的方式死去。在能够想象到的情况中，他或许是他自己的那个明智教诲“死得其时”的最糟糕的反例。在整整十年间，他在自己妹妹的照料下，苟延残喘于一种近乎植物人的状态，他鄙视他妹妹所持有的那些观点，而他妹妹最终却公开利用他来为那些观点辩护。他对同情的反对贯穿其事业的始终，但根据那些了解他的人的说法，这种软弱的情感正是尼采自己人格的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他为了动物的福利而做出的最终姿态，值得人们由衷地赞赏。）作为一个榜样，尼采可以更为合理地被视为一场由对立面组成的戏剧，就像卢梭一样，尼采无法仅仅根据他的论著或他的人生来得到理解。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mzWOia1AJbIEouHDfZ7klE3rsNGz7nFJwC852Db58Fk84cHonATEwutWjJot2afdSiaCDeaFzDxpI8ww6yQLjx4A/640?wx_fmt=png希特勒在尼采故居与尼采塑像的合影
因此，尼采的人生（只要它试图要从根本上充当一个榜样）可能看上去就像这样一个榜样：一个痛苦而又不幸的心灵通过他的天才与他的苦难，设法创造出一个华丽而又伟大的作品文集。因此，亚历山大·内哈马斯在哲学上与传记上对尼采做出了重构，而这是自柏拉图将自身的目光放到他导师苏格拉底的生涯以来的最为精巧的重构之一。内哈马斯给了我们合适的理由来忽略那个名叫“尼采”的“悲惨而又渺小的男人”，并让我们转而接受那个被他创造出来的名为尼采的角色。人们可能会通过坚称“生命不是文学”来反对这种做法，但我现在认为，这种生硬的对比不仅掩盖了在尼采与尼采之间的极具吸引力的紧密关系，而且破坏了“角色”这个概念的某些最具吸引力的特征，从而让哲学中的个人统一性与人身攻击论证的本质变得模糊不清。
简要地说，这种紧密关系相关于一种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即在一个人的想法、计划、情感以及自我的概念与一个人或许（以成问题的方式）支持的那些与个人的行为、成就、评论以及历史相关的赤裸裸的“事实”之间的相互影响。我在此关注的是让-保罗·萨特在“事实性”与“超越性”之间做出的熟悉区分（在没有陷入被萨特称为“为他者的存在”的东西所引起的迅速增长的复杂情况的条件下）。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解读”一个人的行为与那段历史的叙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人的意向、抱负与理想。在尼采的例证中，他生活中的“事件”是如此渺小，而他的意向、抱负与理想是如此宏大，因此，若没有持续地参照这两方面来理解尼采，这既是错误的，又是不公平的。换句话说，我试图要做的是，在那种过度指向个人的心理分析式的还原主义与阿瑟·丹图的那个“作为哲学家的尼采”的老观点（丹图本人已经收回了这个观点）之间清理出一条道路。
尼采与尼采之间的关系引发了各种各样令人困扰的问题，比如，良好的财产状况——或良好的健康状况——是否是一种具备美德的幸福人生的前提条件？或者（就像在康德那里）它们从根本上是不相关的？美德问题以及作为榜样的哲学家问题，首先就是要根据哲学家自己书写的文字本身来做出解答。这常常不是简单与轻松的。（请考虑马丁·海德格尔与埃兹拉·庞德的情况，他们两者都支持纳粹的事业。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分辨出这种可鄙的意气相投？他们的作品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他们政治立场的连累？）如果认为，人身攻击的论证应当审视的是个人的品性，而不是写作的文字，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但更大的错误是这种做法的反面，即仅仅阅读这些文字而遗忘了那个想出这些文字并创造出这些文字的人。恰恰是那个在哲学中的哲学家才应当是我们的焦点。哲学家的美德是那些在哲学中显而易见的美德。
就像许多哲学家一样（我想起了柏拉图、卢梭与马克思），尼采创造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在他的情况下这或许是一种身份——这个理想的世界戏剧性地不同于他的经验世界。在一种萨特式的重要意义上，这种幻想成为这个哲学家的身份的本质组成部分。因此，对于“一位哲学家应当成为一个榜样”这个观点，还有另一种理解，其要求的戏剧性多少有点降低。一位哲学家没有必要是一个世界史中的人物，没有必要是一个英雄，甚至没有必要是幸福的。当然，一位哲学家不能是一个伪君子，仅仅这一点就会排除掉大量潜在的哲学家，而不仅仅是一些哲学教授。我们评判一位哲学家——而不仅仅是他或她的观念，根据的是他或她所说的，即便是用（特别）反讽的方式所说的。求助于“游戏性”不会让你摆脱困境。在写作的过程中，假如有任何人怀疑这一点，那么，这个人就背叛了自己——无论是以笔名的方式、嘲讽的方式、对话的方式，还是用学术的方式。换句话说，尼采的品性无法与他的作品相分离。尼采与尼采无法为了批评与诠释的目的而被如此轻易地区分或分离。
……
若暗示尼采的论著既不是他自己的替代品，也不是对他自己的表现，而是一种对他的孤独与苦难的狂怒，对那些寻求掩饰或否定他们自身苦难的人的狂怒，以及与他自身达成和解并从中产生出某些惊人的东西（即便不是“美丽的”东西）的持久努力，这并非不合情理。因此，尽管有角色存在，但是，在这位作者与他的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自我表现，而是一种对立的与辩证的关系。难道情况不会是这样：尼采远没有宣称他自己就是那些作为未来希望的“少数人”之一，他更类似于让-雅克·卢梭，尼采非常清楚自己的不幸，他通过倔强的行为毫无保留地表明，他关注的是展望与推进一个其中不再有任何人与尼采自己相似的世界？恰恰与自我吹嘘相反，卢梭的论著（当然，他的《忏悔录》除外）为之论证的是一个充斥着与他自己不同的人们的世界，这些人并非那么不幸，并非如此“败坏”。的确，尼采有时曾经向“未来的哲学家”说过话，尼采希望，这些哲学家将来会阅读他自己的著作。但是，难道这就能推断出，尼采将他自己视为他们中的一员，尼采就像他们一样，是他们中的一个不合时宜的先行者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尼采尖锐的论证反对的是他自己与孕育他的那个鄙俗而又小家子气的道德主义的世界。根据这种诠释，热爱命运就是尼采最终的自我嘲讽；但愿他能够接受像他这样的人生，而不想要另一种人生，一个新的时代，一种新的哲学家，或一个超人。（“对于人类的伟大，我的公式是热爱命运：一个人不想要任何不同的东西，未来不要，过去不要，永远都不要。不仅要忍受必然的东西，更不要隐瞒它……而是要热爱它。”）
我相信，尼采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生活。他的人生就是对“热爱命运”的检验。他没有成功地通过这个检验。但话又说回来，我们中有谁能通过这个检验呢？尼采时常告诉我们，将你自己的弱点转化为美德与优势，这有多么重要（尼采告诉我们，希腊人将他们的苦难转化成美，而拿破仑用更糟糕的口吃弥补了他自己的口吃）。尼采利用了他的怨恨。他将怨恨变成他的风格——狼蛛式的攻击与迅速的撤退，在私人洞穴的安全处所中发出极为猛烈的抨击——而带有明显的反讽色彩的是，他的目标是其他人的怨恨。恰恰是通过这幅关于这位失败的哲学家及其英雄性哲学的不同寻常的整体图画，我们才能以最佳的方式来理解尼采。而恰恰是需要一幅关于人类的不安全感、怨恨以及人们强加于自身的绝对戒律的相似的整体图画，我们才能以最佳的方式来理解被我们称为“道德”的那种相当引人注目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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